过去，家里会把一些照片压在书桌的玻璃板下，其中有两张，应该是已经搬到了武昌，我已经三岁多、四岁时照的。我几乎每天都看着它们，到现在一闭眼就能想起照片上我的样子，可是，我怎么想不起来，那照片是什么时候照的相，谁照的，以及照相时究竟是个什么光景。
其中一张我正站在小凳子上，伸手佯装开电视机，转身看着镜头，表情略略羞涩、严肃。那是一个黑白的小电视，在照片里崭新锃亮，显然是刚买没多久。电视机上盖着的白色遮灰布被掀开了放在电视机顶，花纹细腻、美丽，颜色雪白簇新，想必是妈妈刚刚钩织完成的吧。而照片里的这台电视机一直用了很多很多年，在我的印象中又小又破又黄，却一直能用，没怎么坏过。我和朋友们一起用它看了香港回归仪式上的升国旗；也独自抱着它，在夏夜里看了120分钟比赛后，眼见着巴乔痛苦地射失点球。那件钩织白色遮灰布也同样用了很久，花纹立体而别致，妈妈总是把它洗得很白——和照片里不太一样的，另外一种白色。但后来它烂了很多个洞，据说不少洞都是拜我所赐。
另一张照片，其实好像有两三张，玻璃板下、相册里似乎都有不同版本。同一个背景，同样的衣服，但我的表情不同。有在笑的，也有严肃没笑的。照片里，在皑皑的白雪之间，我穿着一件几乎齐脚踝的绿色绒毛大衣，有着威风的虎皮衣领，衣袖很长，卷了两个卷也几乎看不见我的手。小时候我喜欢那件大衣，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冬天，它都盖在我的被子上面。那时，我特别喜欢它那冰凉、柔软的毛领挨着脖子的感觉。可我真不记得它还有那么大的时候。最后的印象里，它的袖子只到我小臂中间，长度好像也已经不及膝盖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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