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回到上海的第一晚，抵达时已是23点30。林先生如往常一样在高铁站等我。午夜的上海，车流少了很多，林先生的车飞驰在路灯辉煌的高架上，我又撇下了京城的一切回到这里。

林先生问我北京的家人是否都好？我告诉他，我给了我妈一些钱，快过年了。林先生说好。林先生又问堂弟与弟媳的事情如何？我说不好。林先生问怎样不好。我说“你何时也变得爱听家长里短。” 林先生说“我也很关心他们。”

第二天是周末，林先生有集团事物要处理，早上他起身时，我看了一眼时间，八点钟，想让自己再睡会儿，却睡不着了。今天林先生不在家，他要忙碌整天，时间都是我自己的。手机下单星巴克的牛奶和面包当早餐，家里一箱牛奶在柜子里躺着，可我非要喜欢星巴克打好的热牛奶送来。不知道林先生晚上会不会回来吃饭，每次变数很多，不管他回不回，我下午包些饺子，他当晚餐也好，宵夜也罢，在这南方的城市，买的饺子总不合林先生口味，他说家里的饺子才好吃，馅儿多料足。

除了包饺子，我还要干些什么呢，要重新整理花儿，要把一篮脏衣服洗了，剩余的时间，我想去看电影，一个人的电影，看那些林先生不愿看的爱情片。二零二二，走过了二十多天，我看了三场电影，两场与K先生，一场和小朋友。我有些想念小朋友，也想念K先生。

那天是K先生在上海的最后一日，早场的影院里，只有我们和一名单身女子。我们进场时，她正在拍照，或许是想告诉友人她的包场，我和K先生的出现让她略微尴尬的收起了手机。

选了最后排的位置， K先生陪我连看两场，把我想看的电影都看了。我望向K先生的侧颜，他拿下了口罩，察觉到我的凝视，K先生转过脸问怎么了。我想很快就要与他道别了，嘴上却说着“你戴好口罩。”

K先生说“刚走得急，有点闷”，却还是听话的把口罩戴回。并没有因为影院的空旷而放飞自我。我喜欢认真的人，认真防疫也一样。

其中一部徐峥的电影，全程上海话，我问K先生是否听得懂，K先生微笑“看字幕”。于我而言上海话早已像故乡的声音一样熟悉，当初来到这里，只为远离过往，如今却与K先生坐在这儿，看着纯上海话的爱情电影，恍如梦境。

两场电影结束，Ｋ先生买来咖啡，我说坐室外吧，K先生说室外会冷，我说不怕冷。于是端着咖啡坐在室外的藤椅上，喝了大半才发现K先生那杯是冰咖啡，而我喝着温暖的热咖当然不冷，K先生却饮着冰饮，陪我冻在天寒地冻的室外。

人就是这样，在北京惦记着上海的人会不会照顾自己，在上海想念着北京的人是否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