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父母在湖南，父母是50后。
大前天，我爸积累了一段时间的“负面”情绪通过微信语音足足说了2个多小时，中间，我语气严肃地反驳了一次，他的即时情绪更加高昂，接着我选择了沉默，听他一直说一直说，在接近尾声的时候，我调整了语气，轻声问了一下，你自己回顾前面你说的 ，不用很远，就刚刚这几句， 你觉得恰不恰当，我是不是有那么糟糕，你女儿这个人是不是就是你刚刚所说的那样，不顾你们的情绪？
我爸回头想了想，说自己说过头了。
在这个过程中，我承认我很不爽，因为，这里头确实有鸿沟，如果仔细琢磨我爸用语，几乎就是一场控诉——不孝。
昨天，我爸又来微信了，我妈一开始不在家，临近尾声，我妈问，今天怎么又在通话，你女儿打过来的？她们十分介意到底是谁主动。
我爸笑说：她现在躲我都来不及，还怎么会打给我，我死皮赖脸打过去的，为了跟她亲热。
我就笑说：你都像前天那样的控诉，我当然躲都不来及。以为我是神仙？没点脾气？
两次通话气氛怎么如此大反差？我总结是我爸前一段时期的负面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需要出口，而我是我爸的情绪出口。发泄完了，人“好”了，在家思索了一番，想起他女儿的情绪了，于是过来示好。
我为什么说理解，这个理解是相互的。比如，我会对我父母提出理解，比如人生不应该只有一种模式，如果我单身，如果我没能走入婚姻，那么你们应该要理解并尊重我的人生选择。又比如；你们可以给我建议，但关乎我人生的事，最终决定权的人应该而且只能是我。
当我们提出父母不理解我们，我们想得到理解的同时，要清楚地知道，父母也希望得到理解。
现在在老年人问题上，我们能见到很多“控诉”，只是，年轻人在网络“控诉”，老年人在子女面前“控诉”。这里没有谁比谁高明，可能父母的“控诉”还认为是跟子女去沟通，试图去解决问题，子女在网络上的“控诉”连试图沟通的搭建工作都没有。
再来，老年人问题未来会成为社会问题，我们要很清晰地明白一点，就是老年人的情绪出口在哪。如果他们能自己解决更好，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渠道呢？那有可能只能是子女作为出口，因为，在50后那里，还有一个“家丑不能外扬”，因而，即便在朋友面前，她们的控诉，出口都是有限的，修饰过的。
我来理解50后的话，我还会思考一个大前提，那就是，这批人在自己当子女，当女婿，媳妇的时候，社会还处在很传统的时期，可能端茶送水，节日行礼都还是常态，如果是以媳妇心态，说不定，年轻时候就等着自己熬成婆，结果熬成婆了之后，发现世界已经变化成“婆婆”权威丧失殆尽。
这种根本性的变化——父辈权威的消失，某种程度上，可说是“信仰”的根本性变化，而她们的被动接受是否就能那么自如地完成。
我父母最主要的控诉点，就是我的不耐烦，而这种不耐烦的态度在他们那个年代不会出现。我们不把她们当“父辈”尊重，只当是人与人之前的相处，用语不顾忌，在他们眼里不恰当导致他们“负面”情绪也是很大比例的一部分，这种不恰当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忍无可忍就需要有出口“发泄”一通了。
我也需要“发泄”，那两个小时的令我头痛的负面情绪的积累最终被我“发泄”到朋友那里了，我只是找到了我的出口。
在年轻人在跟老年人的对话中，如果年轻人觉得自己的理念更“先进”，那么在跟父母的这个关系里，年轻人的责任更大，我们是否做到了很好的建立工作，而随着父母的身体素质的变差，记忆力的变弱，张罗生活能力的变弱，我们怎么解决好这些问题，也是需要我们深度思考的。
这里，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关系网里，网里的各个环节都需要我们张罗好，而与父辈关系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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