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失业
“逍遥七岛游”回来，荷西和三毛马上面临两手空空的困境。马德里的房子贷款要支付，大加纳利岛的房租要支付，汽油、面包、蔬菜……一切的家用，都需要钱。为了挣钱养家，给三毛一份稳定安逸的生活，荷西不顾局势危险，重返撒哈拉工作。
那是怎样一段令人揪心的日子！战乱之中，谁对自己的生命有信心呢？每次荷西离开家赶赴撒哈拉，三毛的心都像被掏空了一样。到周末荷西回家来，两个人相见，心头都有一种说不出的疼痛。
回家，对三毛而言就像一个重大的节日，在确定的两天之前，她就兴奋着。而荷西一回来，立刻跑到三毛面前，抱着她的腿。他不愿三毛看见他的眼泪，把头埋进她的牛仔裤里不肯起来。
等到第二天，荷西走了，三毛便失魂落魄，思念成疾。等到荷西回来，整个人才又还魂似的活过来。这种情绪上的不稳定，三毛无法跟父母或朋友倾诉，再给父母的信中，一再表示，一切都好，请他们不要牵挂。钱，够用；邻居，很好；生活，一切正常。
没有荷西的日子里，三毛尽量调节自己，每天早上总是开了车去小镇上开信箱、领钱、寄信、买菜、看医生，做这些零碎的事情打发无聊的光阴。当然也写作，当然也是在夜里，在静静的海边，静静的白房子里，一个人静静地读书，静静地写字。
三毛牢记在撒哈拉的教训，当时跟那些邻居交往甚密，家里老是客人不断。现在，她还被闹得鸡飞狗跳，于是打定主意跟新邻居“老死不相往来”。话是这么说，可是，由于她骨子里的热情和乐于助人，“不小心”认得了一个，“不下心”又认得了一个。不出一个月，几乎整条街的邻居都认得了三毛。早晚经过邻居家，三毛一路叫着他们的名字，扬扬手，打个招呼，再问问他们要不要她开车去市场买些什么东西带回来。偶尔荷西在海里捉到了鱼，他们会拿绳子串起来，挨家挨户去送。
三毛的车开出来，也很少有空的时候。遇见年龄大的人也停，提了东西走路的人也停，小孩子上学顺便送他们到学校，天下雨停，出太阳也停。
有一个瑞典清道夫，每天清早推着小垃圾车出来，义务给社区街道打扫卫生，打扫到三毛这条街已经是中午。这个“老疯子”用一把小扫子，把地上的灰先收起来，再用一块抹布把地用力来回擦，街道干净得简直可以用舌头舔。当风吹落树上的白花，“老疯子”就低头去捡，风再吹，花落了，就再捡，这样一直捡了二十分钟，把三毛看得都快疯了，干脆跑去用力摇那棵树，摇了一地的花，一声不响帮他捡。一周之后，“老疯子”身边多了一个“小疯子”，“小疯子”摇树，“老疯子”一板一眼地清扫，整个社区清洁得让大家都不忍穿鞋在地上踩。
又有一天，三毛在小镇上买菜，开车回来路上看到住一条街的德国夫妇也提了菜出来，便热心地搭载他们回去，让他们不必去挤公共汽车。送他们下车后，三毛不知道哪根神经搭错了，开口就说：“我住在下面一条街，十八号，就在你们阳台下面，万一有什么事，我有车，可以来叫我。”过了一个星期，这对老夫妇黄昏时候果然来了，约三毛去海边散步看落日。可怜的三毛走了三个小时，最后是跛着脚回来的，脖子上围着老太太的手帕，身上穿着老家伙的毛衣，累得一屁股坐在家门口的石阶上，动都不能动。
三毛在后院种了一点红萝卜，可是，那些萝卜老也不长，拔出来看，只是细细的线。右边邻居，一个正站在扶梯上油漆房子的老头儿隔着矮墙看到了，爬过梯子，跳下墙来，替三毛医治那些花草。两个月后，老头儿替三毛种的洋海棠长得欣欣向荣。老头儿告诉三毛，他的太太已经去世，并且告诫她：“孩子，人都是要走这条路的，我当然怀念她，可是上帝不叫我走，我就要尽力欢喜地活下去，不能过分自弃，影响到孩子们的心情。”当三毛问到他的孩子们怎么不管呢，老头儿回答：“他们各有各的事情，我一个人住着，反而不觉得自己是废物，为什么要他们来照顾。”三毛觉得，这样豁达的人生观，实再是大智慧、大勇气的表现。这些欧洲的老人，跟中国和美国老人的悲观相比，很不相同。
三毛的隔壁还住着一位瑞典老人加里，腿脚都烂了，只能靠一大柜子的罐头食品维持生计。三毛和荷西给他送吃的，帮他清扫，抬他出来吹风。四处求援的过程中，瑞典女邻居、社区负责人、领事馆，都推托不管。三毛和荷西只好把他送进医院，医生锯掉了加里已经坏死的腿。可是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对这个身上很臭的老人很漠然又很粗鲁，等三毛和荷西再去看的时候，老加里已经孤独地死去，身边没有一个亲人。
后来，三毛又认识了艾力克，一个退休以后，经常帮邻居做零工却不收一毛钱的七十四岁老人。三毛要修车房的门，找不到芬兰木匠，别人让她去找艾力克。艾力克帮她修车房门的时候说，晚上有一个音乐会，希望三毛去听。晚上，在艾力克宽大的天台上，一群老人抱着笛子、小提琴、手风琴、口琴来了，有拍掌的节奏，有悠扬的口哨声，还有老太太宽宏的歌声尽情放怀地唱着。一个老人走到三毛跟前顽皮地一鞠躬，邀请她跳舞。三毛从来没有跟这么优雅的上一代过舞，想不到他们这样吸引自己。他们对生命的热爱，对短促人生的把握，着实令人感动。那一晚，三毛再次想到了死的问题。她想：“生命是这样的美丽，上帝为什么要把我们一个一个收回去？我但愿永远活下去，永远不要离开这个世界。”
等三毛下一次去找艾力克借锯子的时候，开门的是安妮，一个已经七十岁的寡妇。她高兴地告诉三毛，她和艾力克上个月开始同居了。在他们家，分别放着艾力克和安妮两人全家的相片，艾力克前妻的照片还在老地方。“我们都有过去，我们都怀念过去的那一半。只是，人要活下去，要再寻幸福，这并不是否定了过去的爱情……”安妮这样说完，又开心地在厨房里高声唱起歌来，歌声里洋溢着爱情的欢乐。三毛本来以为，在这个老年人的社区里，会感染他们的寂寞和悲凉，没有想到，人生的尽头，也可以再有春天，再有希望，再有信心。正是这些老人对生命执着的热爱，对生活真切的有智慧的安排，才创造出了奇迹般灿烂的晚年。
荷西和三毛因为战乱逃离撒哈拉迁到大加纳利岛这段日子里，还是要提一下有关荷西家人的一段插曲。
逃难出来那一阵，三毛和荷西所有的积蓄都投入马德里一幢公寓房子里去了，荷西又失业，手头一点钱也没有。荷西打电话回家报告，家里不问一句他们钱够不够用，也不问他们过得怎样。在他们新家住下不到十天，婆婆事先也不打声招呼，带着荷西二姐、二姐夫和两个小孩子来了个“突然袭击”。这五个人就像打狼似的，吃吃喝喝玩玩一个月，花光了三毛的所有现钱和借来的钱，带着一床八千块的美丽床单、三块手表和一大堆玩具回去了，谁都没有提荷西失业的事情。
三毛每天像陀螺一样忙碌，“清早六时起床，铺床，做每一份花色不同的早饭，再清洗所有的碗盘，然后开始打扫全家，将小孩大人的衣服收齐，泡进肥皂粉里，拿出中午要吃的菜来解冻，开始洗衣服，晾衣服。这时婆婆全家都已经出门观光；湿衣服晾上，开始熨干衣服，衣服烫好，分别挂上，做中饭，四菜一汤，加上小孩子们特别要吃的东西。楼下车子喇叭响了，赶快下去接玩累了的婆婆，冷饮先送上，午饭开出来，吃完了，再洗碗，洗完碗，上咖啡，上完咖啡，再洗盘子杯子，弄些点心，再一同去城里逛逛。逛了回来，晚饭，洗澡，铺婆婆的床、小黛比的沙发、自己的地铺”，这时，三毛已是整整站了十六个小时。
三毛一向是自我的，从不肯为了成全别人委屈自己。但是为了荷西，就因为她们是荷西的母亲和家人，她竟然忍下来了，辛辛苦苦做了一个月的奴仆，直到公公来信催，直到姐夫要上班。相较这样自私而不知体谅的家人，三毛倍加珍惜自己家庭的温暖。为什么区别这么大呢？难道仅仅是因为人种和地域差别？
一次，三毛上街返家途中，恍恍惚惚中不幸出了车祸。虽然经过医治出了院，但是落下了下体出血的病根，她一直拖着没有彻底治疗。到第二年三月份的时候，她开始发烧，身上开了两次刀，疮结了又生，开了又结，又生，子宫又流血，下个月还要刮子宫，肝病也在吃药打针，简直就是百病缠身。那时候，荷西早已经结束了沙漠的工作，在另一个岛上做海底电缆的装配，月薪九百美金，每周末回家。
荷西知道她病得很重，虽然自己还可以留在那边继续工作，而且他的薪水刚刚涨，但他毅然不做了，辞了工作回家照顾三毛的起居。
都说男人以事业为重，何况，好不容易找来的工作，正在慢慢上升阶段，说放弃就放弃，难免有些可惜。可是金钱可以衡量爱情吗?在亲情和事业之间，荷西作为一个丈夫，毫不犹豫作出了选择。钱，可以再挣，妻子，只有这唯一的一个。在你需要我的时候，我愿千金散去，不愿离你身边半步。
1976年3月26日，是三毛33岁的生日。她给父母亲写信，信上这样写道：“我的半生，到现在，已十分满足，金钱、爱情▁名声、家庭都堪称幸福无缺，只缺健康的身体，但是，我也无溃憾，如果今后早死，于人于己都该贴红挂彩，庆祝这样的人牛美满结束，我的心里毫无悲伤，只有快乐。”
正如三毛所说，虽然她的心是幸福的，可是，如影随形的疾病一直缠绕着她，折磨着她。写此信时，大加纳利岛上的医疗条件有限，没法根治三毛的病症，所以，三毛决定回台湾治疗。她很希望荷西陪她一起回台湾，甚至写信向蒋经国求助，但是被告知台湾没有合适荷西的工作。无奈之下，考虑到旅程费用太贵，无奈之下，三毛只得独自回家。荷西一个人留在家里，没有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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