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公司同事，唯一的好友JY静悄悄地修改了昵称：上一个昵称是他的姓名的拼音首字母简写加了一个“耶”的表情；这周一回来，这个表情换成了“可爱”的表情。一个清新可爱的表情飘入我的眼中，可这昵称背后确实一个愤世者，一个抑郁者。
就在周日的下午，当我把一篇讨论日本人口现状（超高老龄化和超低生育率的困境）的文章发给他时，对于日本人的“低欲望”现象，他说：“生活已经如此艰难。（何必还要想着生育）”我知道这是他一贯心态的表露，几乎是立刻就回复他：“我看应该再来次世界大战，好让那些觉得生活如此艰难的人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艰难。”
但是我知道，对生活的理解从来就不是能够用“理性”解决的。人们必须亲身经历，否则无论他们阅读多少历史文献，终究也是如隔靴搔痒。这就好比今天的许多中国人渴望西方那种“民主”政治，厌恶现今他们所称的“威权”政治。然而无论是“民主”还是“威权”，都不过是理论家对纷繁复杂的现实的孱弱概括。歌德说，“理论之树终将暗淡，而生活之树常青”。我们最终都是生活在现实里，而不是生活在理论中。“密涅瓦的猫头鹰要在黄昏时才起飞”（黑格尔语），中国人经历了“专制”，也经历了“威权”，似乎有必要经历一次“民主”，他们才真正能够获得一种分辨能力，慎重考虑各种生活“类型”的优劣。
战争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老一辈人的记忆并不是我们的记忆，这是所有时代的根本问题之一。无论多少书籍、多少演讲、多少小说，也不能使未曾经验过事情的心灵感受到真实。
不过，我似乎有点扯远了……
也许我需要费一番笔墨来形容我的这位朋友，但我并不愿意，原因在于时间有限。其实，很难说他是一位愤世者，因为他并不对社会怀有什么敌意，或者像尼采那样（有多少人在外观上采取尼采看待这个世界的姿态，认为它完全走错了方向），但他总是对人的言语、行为都抱着“诛心之论”，怀疑他们的动机，贬低他们的人格，对于他们的无害行为也要时时惦念。也很难说他是一位抑郁者，他工作努力，自觉加班，有自己小小的事业野心，似乎还广交朋友，在“同业”中有不好同侪来往，他的言行举止中看不到任何抑郁者的“典型性”特征，但是他抱有一种坚定的“虚无主义”态度，认为真、善、美都是虚无的，人生并无幸福可言，他自己现在也根本无法体验到幸福的，甚至如我对他说过的，“已经失去了幸福的能力”。
他是我遇见的人中很奇怪的一个。我一直满怀好奇心地观察他、思考他。偶尔，我试图去改变他。他在本科是学习法学的，但他在研究生是学习哲学的。有一天他拿给我一本书，说这是他在研究生期间认真看过的一本书，“如果你把它读了，你就明白这个社会了”。我看了下，这是埃德加·霍兰的《复杂性思想导论》。我认为自己可能完全看不懂。我问他“你这种书怎么不说人话？”他回答说：“当然，你的领域是政治哲学。”
我相信他在智识上是足够的，但似乎在思辨上已经停止了思考，可以说，如果不是是夸张的话，他已经努力使自己不再接受任何新的理论，不允许这个世界对他脑袋中的知识结构产生任何动摇。他几乎可以说拒绝参与思辨的讨论，也不会接受任何时髦观念的推荐。他思想的城堡固若金汤。
有一次，他对我说，“学习哲学对你是一种伤害……”我时常将一些觉得有趣的文章发给他，想与其闲时讨论。因此他也一直知道，与他不同的是，我几乎对什么也不确定——我不确定人心，不确定自己，也不确定这个世界。人生意义是什么？我应该如何度过余生？社会究竟应当是怎样的？他人的内心如何以及他们如何对待彼此的？……我对这些问题无一不保持开放。
的确，一个声称阅读哲学书籍的人到了快三十岁的时候，还会对种种“人世之事”无一确定，这是不是一种伤害？回去的路上，我问他，孔子说，君子“四十而不惑”，你觉得是什么意思？他不说话。我解释道，在孔子的哲学里，一个人的生命逻辑与一个社会的运行逻辑是一致的，君子是天地生养的一种非常有灵性的东西，他修身养性，使自己具备知识和德性，从而获得“人格”的完善和修满，然后他就要凭借这种完满的人格去维持他所处的社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君子之德的连贯过程，整个社会是君子人格的外在投射，现代人熟识的“人”与“社会”两分，在孔子那里并没有实际的裂缝和间隙。这种观念其实与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正义”的阐述有一致性。格劳孔问苏格拉底，什么才是正义？苏格拉底回答说，讨论一个城邦的正义，问题过大，我们不如从讨论一个人的正义这个小问题开始，而正义的人和正义的城邦，其道理是一致的。如果一个人是一棵树，那么社会就是森林，一棵树的“道”与一片森林的“道”是同一个。
于是，问题就是，作为思想者的孔子，会真的认为一个人到了四十岁就“不惑”了吗？或者，君子四十而不惑，所“不惑”者何谓？我想，一个人到了四十岁，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上有老下有小，肩负诸多责任，对于自己与自己、自己与他人，自己与国家，国家与国家，天与人，人与神的关系的认识，如果还处在各种不确定的状态中，他又如何能够“顶天立地”于人世间，成为一个“君子”？
用西方哲学的话，“君子”是中国古代对人的理想，君子是一种有德性的人，他使自己能够而且愿意肩负起自己在人世间的各种责任，对自己、对家庭（族），对国家，对天下苍生……君子不是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称赞的那种以过“理论沉思”生活为目的的“哲人”，他不是以穷究天、地、人之根本为人生目标的思想者；或者是像帕斯卡所说的“一个（只是会）思想的芦苇”，最小的生存欲望和支持足够了，只要能够思想，他情愿只做一个什么俗世快乐也不能享受的芦苇。但孔子不是帕斯卡尔这样的人，他的君子理想也不是亚里士多德哲人理想。
所以，对于一个君子来说，到了四十岁，即使“惑”，也应该努力“不惑”。
我见过许多从前的同学，儿时的玩伴，他们现在都对人生具有坚定的认识，他们自己在家庭、社会中的角色，以及自己如何度过余生，他们无比肯定。的确，到了这个年纪，已经由不得他们脑袋里塞满各种不确定的问题：我是谁？他人是什么？我与他人是什么关系？我该如何度过此生？什么是有意义的人生？
我有时候会想，预见这样一位朋友，是纯粹的偶然吗？应该不是。我已经从象牙塔走了社会，这是两种非常不同的世界，我想所有的过来人都能有深刻的体会。似乎许多步入社会的人都要经历一番脱胎换骨：原先在象牙塔中所接受的关于这个世界的叙事都要一一被替换：生活是什么？我是什么？我与他人的关系是什么？这些问题曾在象牙塔中得到一堆各种各样的答案，无论是肤浅的还是艰深的，现在一切都要从头开始认识，仿佛这些问题从未不曾存在过似的——这真是一种奇怪变化。更为奇怪的是，与从前在象牙塔里对问题答案较真的姿态不同，现在我们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要一下子决定无数问题的答案，而且几乎是要独自一人完成，在确定这些问题的答案的过程中，尽管在象牙塔中获得那些信息依然飘荡，并试图冲撞、占据我们的心灵，但我们还是毅然决然地拒绝了它们，仿佛它们只是符合另外一个世界的定律的东西，与我们身处的现实毫不相干。
在象牙塔中，我们似乎被引导过一种“理论沉思”的哲人生活，我们被告知，求真、求善、求美；在社会中，我们被重新拉回“尘世”——我们发现在这里往往不仅是不能，而是根本不需要追求真善美，这里照顾我们是身体而不是灵魂的需要，它有着与理论深思生活不同的逻辑和目标。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这本来就是两种不同（本质意义上的）的生活，哲学不仅是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的，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正如隐士作为一类人是“爱名节”的人，今天的一些学者已经把希腊文本中的“哲学”翻译成“搞哲学”——因为它并不是像现代人认为的，是嵌入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学科研究，而是与政治生活对等的生活类型。而按照施特劳斯的说法，现代性的根本问题在于，要过理论沉思生活的哲人以为所有人都应当过他们那样的生活，因此把哲学进行了政治化，而其实大多数人的需要只是身体的需要，他们在政治世界中获得彼此的满足。
想到过去我曾多次与他说：“要保持心智的开放。（而哲人一贯保持保心智的持开放，坚持一种“无知之知”。）”但我可能搞错了方向。且不说我并不是哲人，也难以超脱那世俗的需要，我应该懂得，我不该劝说一个政治世界的人试图重新返回沉思世界——返回象牙塔中。
当那些公共知识分子还在咒骂今天的大学过于世俗和功利，鼓吹大学应当成为追求真理、追求至善、探寻大美的地方时，他们和启蒙哲人是一致的：启蒙（enlightenment），就是要照亮灵魂，就是要让所有人过哲人那种明智的生活，就是所有人随着哲人走出柏拉图的洞穴。然而，古典哲人知道，大多数人都其实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启蒙，除了造就民主政治的神话，一大批愚人对自己理智的妄信以及对幸福目标的错误判断，还有就是一批底迷失的人，他们一直被塑造成哲人，但其实他们更多是俗人——最终成为一种介于在理论生活和政治生活之间分裂的的人。在这些人当中，有我朋友这样的愤世者；也有自以为过上了“哲人生活”的那些大呼小叫、上窜下跳的公共知识分子（更“高级”的愤世者？）。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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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在《致博蒙书》这样批评那些启蒙哲人，少数形而上学人大搞社会启蒙，最终的结果是道德的败坏。少数智识人的德性与大众的德性不是一种德性。狄德罗有质疑任何社会观念的习性，他不信上帝，这也许就是少数智识人的德性，但却不是大众的德性。如果狄德罗只是促进自己或者少数人的这种德性，那无可厚非，如果他希望大众都具有这种德性，就可能是在罪恶。“启蒙和罪恶在当时的发展具有相同的道理，但不是发生在个人身上，而是发生在全体人民之中间——我一向谨慎地做出这种区分，攻击我的人从未理解这种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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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这位启蒙哲人的代表在《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中谈到凭借自己精神的力量挣脱愚昧的的枷锁(从受监护的未成年状态中走向成年)的公众（那些知识分子），应该去启蒙周围的群众。但是卢梭没有这种启蒙的炽情，反而对此极为谨慎。但这一点对于熟读《爱弥尔》等卢梭著作的康德似乎没有产生影响，他仍义无反顾地倡导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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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康德，亲密好友狄德罗也是如此：大约在《论科学与艺术》发表后的三年后，狄德罗在《关于解释自然的若干思考》中仍然呼吁启蒙。他仍然大声疾呼：
让我们赶紧把这些通俗化吧！如果我们想要哲学家向前迈进，就让他们从自己已经抵达的地方接近人民。哲学家们不是说，有些著作绝不可搞的让普通同胞够得着吗？如果他们这样说，只表明他们不知道良好的方法和长久的习惯能做出什么来。……难道我们就命定是个小孩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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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坚守的原则是：讲出真理取决于其效用。也就是说，并非真理就有效应，这效应指的是对社会的功用。真理可能破坏社会。关于真理的效用的问题，狄德罗有精彩的讨论：俗人会追问哲学家讲的那一套究竟有什么用？俗人根本不明白的是，让哲学家明白的东西对俗人有用的东西，根本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对俗人有用的东西反而会对哲学家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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