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提倡王道政治，在他看来，“王天下”似乎易如反掌。比如他与人评论管仲，十分不屑，认为管仲治理下的齐国虽然是霸主，却不行王道，又说，“以齐王，如反手”。孟子在与齐宣王论王道时，说：“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不能，像“挟泰山以超北海”，真的做不到。不为，那是为长者折枝。王之不王，就像折枝，只是没去做，其实容易得很，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
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各个君主都想 “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最强大的。如果比霸道更高级的王道政治真的如“折枝”般容易的话，他们为什么不做或者做不到呢？孟子的雄辩固然精彩，然而若从实际想，实在是过于理想化。他想教君主做道德上的主体工夫，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但是现实是，要达成“王天下”的目的，需要非常多的主客观条件，主观心念和志向的确立是必要条件，但只有这些并不足以达成王道。
孟子的工夫论，偏重于主体工夫，也就是立德，将天命之性，仁义礼智四端心扩而充之，自然就能当官，就能辅佐君王治理天下，甚至王天下。但是，事实远非如此简单的。但是实际上，历史上不缺有德行有操守的人，但是真能行王道的政治年代是寥寥无几的。儒家这种强烈的理想主义倾向，两千年来引导激发无数士人为国家和人民赴汤蹈火，当然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如果按儒家说的做主体工夫，那么确实就像折枝一般，良知良能，我固有之，扩而充之，岂是难事？但是，为了王天下的理想，士所需要的修养岂是主体工夫就够了呢？
历史上有个评价人物的词语，叫“王佐之才”，意思就是能够辅佐君王行王道的人才或具有这样的才华。儒家士人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要将自己塑造成“王佐”。那么，具备一定程度的道德修养是基础，然而，更加重要的，却是能够担当军国大计的重任，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重大问题上，能够独当一面或统揽大局。这样的人，才能够叫做“王佐之才”，如姜子牙、管仲、诸葛亮、刘伯温等。他们可以代表儒家的理想，但是，他们不光德行高洁，更是怀经天纬地之才，通经史、晓天文、精兵法，神机妙算、运筹帷幄，成为君主最依仗的大臣。
古代对于士的要求是“德才兼备”。德一面的事，当然可以说反求诸己、做本体工夫就能顺理成章地具备，圣人还能“生而知之”。但是才一面的事，是不可能“生而知之”，必须要在当时经过长久努力的学习才能具备。王阳明《拔本塞源论》里面说，这些礼乐制度都不是要紧的，致良知最要紧。然而，致良知，你只是才刚刚达到成为“人之为人”的起码底线而已。这时，你算得上“人”，但还算不上“人才”，更何谈“王佐之才”呢？
儒家追求“内圣外王”，“内圣之德”与“王佐之才”，缺一不可。要成为儒家心目中的理想人格，既是道德上的圣人，又是德才兼备、智勇双全、文武相济的伟人。而这样的伟人，要想推行王道政治，又需要很多客观条件，比如与最高统治者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实力，复杂的国际环境等等。春秋时，士人的基本修养，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是当时需要掌握的基本才干。
而随着历史发展，士人的学习项目也在发生变化，如需要学习水利学、刑名学等。由于宋代文治大兴，文人阶层崛起，儒家学说似乎就单单是培养读书人的事，于是，智勇的勇的一面弱化了，文武的武也偏废了，于是，士人的概念渐渐被文人的称谓所取代。儒家强烈的进取精神和壮阔的生命意识也就衰弱了。宋明理学进而偏重于“内圣”而少讲“外王”。中国历史上太多伪道学以及徒有德行的庸才。从儒家思想史上来看，从理学走向实学，是必然也是必须的。
在现代社会，若要实践儒家哲学，追求“王天下”的理想，这项事业变得似乎就像“挟泰山以超北海”那么困难，对王佐之才的要求也更复杂更细化，如需要熟悉政治经济学、熟悉国情和国际关系、熟悉各国文化及哲学等。
儒家现代化的关键，不仅在于保留人性的道德修养，更需要积极努力与现代社会各个领域的知识对接。
原创来源：杜保瑞教授国学经典私塾硕博班
文：鞘不空
整理：泽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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