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留学校的遗址位于村中央，村委会的对面，已是人去楼空，不对，连楼也没有了，已找不出当年人声鼎沸校园中的任何蛛丝马迹。那砖砌的牌楼，那马路旁的两排教室，那迎面照壁前的花坛，照壁后两幢东西相向的教室，两侧分别是兰球场和灶房。灶旁那口井，不时有一群围着桶抢喝刚打上来拔凉水的男女娃娃，嘻嘻嘻哈哈地打闹，围着蓝围裙的大师傅喝斥着根本不理会他的孩子。篮球场上即使炎热夏日星期天的上午，也有几个半拉孩子在打蓝球。至于活动时间，是操场最热闹的时候，学生队和老师队在激烈鏖战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小子，在球场上不再是唯唯诺诺，尽管吹胡子瞪眼也无济于事，老师在悻悻中败北，在周围男女小观众嘘声中拂袖而去。此时在两排教室侧面，砖砌的乒乓球案，也围着不少人，中间摆着一溜砖头，但丝毫不减运动员和观众的热情，球拍撞击银球声与欢呼声不绝于耳。
学校的操场环绕着蓝球场，天麻麻亮，几百名师生围着体育老师在跑步，有些迟到的学生站在旁边挨训，等各班级做操时，耷拉着小脑袋挤进自己的位置。
别小看这所不起眼的小学校，曾经走出世界著名大学（曰本）教授，学者，中国公安大学的首届研究生，重庆某大学的研究生，恢复高考第一年时全省中专考试第一名，北师大博士生导师，哈工大的翘楚，有一门一年出了三个大学生，还有县委的常委，县政府的局长……。无论京，津，沪，喻，还是京，沪，广，深，都有这里走出去学生的身影，可谓是苍翠梧桐树，飞出金凤凰。那么，那些栽梧桐树的人呢？
学校的老师分为公办与民办两种。70年我刚当民办老师时，学校教师可谓是最鼎盛时期，甚至前山西大学讲师，从县高中回到村里任英语老师樊步仁（后到运城学院任英语系主任），老教师刘学政，刘秋鸾（后到运城农校工作），也分别回到村里任教。也有外村的公办教师，如校长贾官杰，还有后来到夏中当副校长的李永征，调到夏中又到城关联校的吴联庆，调到工会的李x英，
等我复员回来第二次踏入学校大门当民办教师时，校长是张春香〈后调教研室），后到城关中学当校长的李宝山，巧舌如簧的张辛明，山大高材生却土得掉渣的崔广珍等。
学校的民办教师撑起了下留学校的多半个天。下留学校的民办教师可用藏龙卧虎来形容。从民办教师考上师范，后考上省教育学院的马维录（后来是县教育局长）考上山西大学的刘科学（后来是政府安监局执牛耳者），全省中专考试冠军刘永茂（后到山西临钢研究学术）考上师范后又考上山西教育学院的刘保国（后到夏中任教）至于我忝居末座，师范毕业后到夏县实验中学工作）民办教师转正的令人眼花缭乱，我大致记得有刘银河，刘新峰，刘官申，刘喜翠，刘英兰（幼教），刘水兰（后到县环保局）董全仁，董高升，蔡吉福，姜官录，李拴狮，刘俊武。
因为我两次到下留学校任民办教师，前后不到十六个月，在人生的洪流中不过是流光瞬息，对学校绝大多数老师谈不上印象深刻，极有可能漏掉从这所学校走出去的教师。但是这些教师，无论长幼，男女，公，民办，他们孜孜不倦批改，备课，对学生谆谆教诲，对业务精益求精，像我这样初涉教育大门的新人不倦的指正，都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如今这所学校已面目全非，甚至找不出昔日校园的一草一木，但我每次回故乡，路过村委大门时，都要向对面那扇紧闭的大门深望一眼（据说是有人投资办了一所幼儿园），半个世纪过去，虽人已去，物己非，但总是心潮澎湃，因为这里曾经飞出了一只又一只的金凤凰，更因为这里走出了培栽梧桐树的一个又一个的园丁。而有些已和我阴阳两隔，如我的老师，同事樊步仁老师，同事蔡吉福，姜官录老师。
梧桐树上的凤凰已飞，培育梧桐树的园丁已走，但遗址仍在，精神尚存。为那些翱翔长空的凤凰祝福，向那些栽培梧桐树的园丁致敬。
2021年11月28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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