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古学上，人们把以使用青铜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称作青铜器时代或青铜文明。在中国，青铜文明时代自然是指夏商周时期，其物质载体自然是人们所熟知的青铜器。然而，这件出土于陕西宝鸡竹园沟西周早期墓葬中的锡鼎（见图），却成了青铜器大家族中的异族兄弟。
锡鼎浅灰色，断面为银灰色光亮，敛口、折沿，小立耳，深腹下垂外鼓，三柱足较短，器型较小，通高只有11.2厘米，口径9.8厘米，腹深6厘米。经过对其合金成分的检测，结果表明这件鼎是以锡为主，兼有少量铅、铜、铁的成分，几乎达到了纯锡的标准。这些铅、铜、铁成分可以说并不是作为合金比例人为加入的，而是在当时的冶炼技术情况下，作为杂质而混合进去的。由于锡的脆性特征，出土时残成碎片，虽经修复原，但稍不留神，极易再次破碎，所以保管难度极大。
所谓青铜器，指的就是红铜与锡的合金，因为颜色青灰，故名青铜，或叫锡青铜。早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人们就开始制造和使用铜。但是，炼铜制成的器物太软，容易弯曲，并且很快就钝。后来，人们发现把锡掺到铜里去制成铜锡合金——青铜，不但器物的熔炼和制作比纯铜容易得多，而且比纯铜坚硬。由此青铜铸造技术便成了青铜文明时代的象征。
我国古代青铜合金成分的比例记载，最早见于《考工记》，谓之“六齐”：“金有六齐（方剂）。六分其金（铜）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箭）之齐；金锡半，谓之鉴（镜子）燧（利用镜子聚光取火）之齐。”然而，由于古代对青铜器不能取样化验，因此形成对《考工记》的这一记录有各种不同的理解。“六分其金（铜）而锡居一”这句话， 有的认为是指含锡六分之一，有的认为是指含锡七分之一。尽管如此，从宝鸡茹家庄窖藏青铜器取样检测结果看，铜含量介于87.84％到79.75％之间。锡含量介于16.98％至10.44％之间，与《考工记》记载差距不是很大。需要提及的是，由于青铜器完全是由手工制造，可以说不仅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举世无双的，而且同一件器物，由于部位不同，合金成分的比例也有所不同。然而，竹园沟西周早期墓地出土的锡器的成分检测结果，含锡量最高处达98.95%，少的也在39.1%，这无论如何是无法用“六齐”记载的比例来解释的。近年来科技手段在考古中的不断应用，人们对我国青铜器铸造技术的认识逐步提高和细化。根据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对于商代铜器的合金分析，商代青铜器成分大致以锡青铜与三元（铜、锡、铅）青铜为主，二者占了绝大多数，铅青铜只占少数。殷墟青铜器中含锡量已较二里冈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合金硬度增强，这一时期已经基本掌握青铜合金配比规律，技术上臻于成熟。
现在人们已经清楚，从铸造层面上看，青铜熔点在700—900℃之间，比红铜的熔点（1083℃）低，并且流动性好，是铸造收缩率最小的有色金属合金，可用来生产形状复杂、轮廓清晰、气密性要求不高的器物。检测表明，含锡10%的青铜，硬度为红铜的4.7倍，这为我们认识青铜用于铸造兵器找到了理论上的依据，也为我们深刻理解把青铜器的出现作为划分时代文明标尺的重大意义之所在。
然而这些研究，都还不好解释竹园沟西周早期墓地出土的这件鼎的成分检测结果在青铜器铸造技术上有什么意义。当然，这件锡鼎毫无疑问是属于礼器，与这件锡鼎共出的还有两件锡簋，但从目前发现来看，还看不出它比青铜鼎有什么更特殊之意义。不过，不管是从考古学层面上还是收藏文化层面看，物以稀为贵，目前除这件锡鼎外，还未见其他地方有此类发现的报道。仅此，锡鼎不可与青铜鼎同日而语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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