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庸之恶”（Evil of banality）是犹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在她的名著《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告》中提出来的，意指那些一定意识形态机器下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在她的书中，阿伦特描绘了一个在纳粹德国时期的高官艾希曼，他受希特勒指派疯狂屠杀了大批的犹太人。但是，二战后他逃脱了制裁，隐姓埋名到阿根廷。但是以色列情报部门还是找到并逮捕了他，后来将其绞杀。在公众心目中，这样一个恶贯满盈的人一定是个凶相毕露的人。然而，相反，出现在审判席上的艾希曼没有凶横之相，却是彬彬有礼地坐在审判席上，接受绞刑。他一再强调的是，自己信奉康德的道德律令，行为没有超越康德对责任的界定。在他看来，作为军人的他不过是过国家机器齿轮系统的一环，仅仅是奉命而已。他不是罪恶之源，也不是主观犯罪。
那么阿伦特又是如何评论这种罪恶的呢？她把人类的罪恶分成两种，一种是极权主义者或者独裁寡头产生的“极端之恶”，另一种是众多作为被统治者或者仅仅是参与者的“平庸之恶”。极端之恶固然招恨，但平庸之恶却可能是更隐蔽、破坏力更大的罪恶。因为它可以对明显的恶行不拒绝、不抵制，也可能是积极的参与者或推动者。有人可能反驳说，国家或社会的力量是巨大的，个人与之相比不过是微不足道的鸿毛。表面理由下，其实还有个人利益的诉求，因为体制可能以利益分成的方式吸纳拥趸者。于是就有了无数人毫无思考地把自己同化于某种制度中，默认或者合谋不道德或者反道德，虽然对人类或者部分弱势群体造成伤害，却以制度为挡箭牌为自己的不道德行为开脱。
教师中也存在不少这样的人。如明明知道应试教育（只为应试而教育）对青年一代的摧残已深，也知道高考并非人生唯一选择，但某些学校的班主任还在高考前打出“多考一分，干掉千人”的血腥口号，这样的教育思想对于我们的下一代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也许考试能够胜出，他们却对成功有了错误归因，那就是干掉对手。无意中把竞争者都变成了敌人，保证自己胜出的唯一办法就是消灭敌人。考试如此，谈恋爱呢？商业竞争呢？家庭矛盾呢？如果顺着这个思路下去，恐怕不难得出结论，那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是非常可怕的逻辑。恶意更改同学志愿、宿舍饮水机下毒、锤杀室友的那些人，不都是高考胜出者吗？由于教育者的平庸之恶，教育变成了培养反社会人的摇篮。还有，明明知道小学孩子需要游戏和玩耍，却大量布置作业，让家长给孩子检查订正作业。你批不了那么多作业，就不要布置那么多；你让家长都把错误改正了，你讲课的时候怎么知道学生弱在哪里？你让孩子生字抄写10遍，是为了教育孩子吗？当问到为什么这样做时，他/她用一句话做了回应：学校就是这样要求的。
我们说的平庸之恶，并不是指能力平庸的人就成了恶人；而是，那些明明知道制度的不道德性却助纣为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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