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是天上一天地上一年般漫长，林敦掰着手指数够五年，在寂寞空虚中独自熬过1700的多个日日夜夜后，他绝望地发现看不到再婚的希望。
他看着他窑洞门口的洋槐树从一棵又小又嫩的嫩芽，长成一株亭亭玉立的小树，再长成一棵能够开花的成年树。
这棵树还是陶小姐他们初婚的时候栽种的的，那时候它是一棵很小很小的嫩芽，青黄青黄的，嫩嫩的，很柔弱，一不小心就能够把它的头部碰断。陶小姐把它从路边挪移到门前，小心地给它培土浇水，还用树枝给它夹了一个篱笆，说就当它是他们的小孩，给它起个名叫“槐花”。
现在槐花都开了几年花了，他两个老婆都没有留住，陶小姐再嫁后肚子年年没有空过，一口气生了一群孩子，最大的的孩子都能打酱油了。
这几年他的同龄人都该结婚结婚，该生孩子生孩子，每日老婆孩子热炕头过得有滋有味，连鬼子羔这样的下作人都往家里领来两个残疾的女人，想到自己的现状就有挫败感。
老林看到《皇帝内经》上说生命是按照季节计算的，他的生命此时已经到了春末，生命的盛夏将至，燃烧的青春将澎湃汹涌的血液灌注的生命绽放成一朵火红的玫瑰花，极尽瑰丽，再往后的季节濡养生命的源泉就会慢慢枯竭，他会像花儿一样一瓣瓣地凋零，最后在无声无息中零落成泥。想到这些他突然自怜起来，想起那些官场不得意的男人因为失意无法排解郁闷，用怨妇的口吻写下的顾影自怜的诗词。
确实很无奈。
他无助地哀叹自己的青春就这样无谓地空耗，他本可以在这生命最好的时光里养儿育女，像其他男人一样陪伴孩子们成长，现在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生命走向衰败。看到同龄人都生龙活虎，精力充沛，生活得开心得意，而他因为抑郁失眠反而阴死阳活，疲惫不堪，他的身心受尽寂寞的摧残。
他就像是地里二茬子庄稼，生长最慢，开花最晚，直到收割已过，这些慢熟型的庄稼还稀稀拉拉地在田埂上摇曳。
这几年他看着他的大姐和二妹出嫁，看着他们的孩子一个个出生，林家的兄弟四个却一个媳妇也娶不上—因为他们是地主，因为他们爱挑剔，因为他们家规律太多，而他是因为结婚和离婚太频繁，十里八乡的人提起他们兄弟就一票否决。
姐妹二人像她们的母亲一样高产，新生命不断降临，家庭矛盾也不断升级。
大姐生得美丽，与二姑姑神似，自作主张嫁给一个富农的漂亮儿子。虽然是新中国了的，人人平等，但是林勇还是希望她能嫁到自己的世交家里，毕竟家世相似的人背景相似，思想也相似，婚后更好相处。但是提亲的人踏破他家门槛子，大女儿一个没看上，只看上河坝北面跟她有过一面之缘的一个做木匠活的小伙子了。
他坚决阻止，但是此时他发现从小被他呼来喝去的女儿坚决不听。他吼叫发疯，她比他声音更大；他苦口婆心劝说，她就拒绝说话，完了她告诉他，谁都不嫁就嫁他，为此他气得拿起铁掀就要铲死她。
出嫁那日他被气得躺在软床上不能动弹，大女儿则理都不理他就径直坐上轿子走了，肩上扛着装了几件换洗衣服的包袱—他不同意这门亲事，就什么陪嫁都没有给她。
果然如林勇所料，当过大小姐的大女儿来到婆家，一时无法适应新的生活，争吵，呕气，打架，闹得鸡犬不宁。她看婆家的任何事情都不顺眼，从家里的陈设到婆家人做事的方式，都跟她这个大家户出身的小姐想象的不同，粗俗，野蛮，乏教养，手脚粗笨。而她丈夫和她的性格一样要强，争吵起来各不相让。
如果说她生得美丽动人，让人倾心，那他的英俊绝对不输她。他们两人曾经被坝上的人认为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结婚当日闹婚的扯下她的盖头，在场的人看到新娘的相貌都惊为天人。
大小姐的婆婆才四十多岁，就已经头发花白，因为熬夜织布患上眼疾，整天挂着眼屎流着眼泪。公爹又瘦又高，整日一句话不说呆在地里收拾庄稼，只有吃饭才回家。笨手笨脚的婆婆给她做的饭她看着就认为脏，难以下咽；他们家吃饭不用饭桌，刚出锅的馒头还没端出来就被一群饿痨似的小姑子小叔子一抢而光。他们习惯蹲在墙跟一手拿一个馒头就着咸菜津津有味地吃；一家人吃饭时吧唧嘴的声音太大，她听了就感到刺耳；小叔子和小姑子穿着打着各色补丁的衣服，露着脚趾头的鞋子，一个个面黄肌瘦蓬头垢面，整日里小的哭大的叫。
冬天的情景让大小姐更感到难熬：天冷了老鼠也搬到屋内吃住，天亮泥土的墙壁和泥土的地面总是看到鼠类新盗的土，大小姐就患了强迫症似的要用铲子往里挖挖再平上坑，一家人连个像样的被褥都没有，床上垫着麦秸当褥子盖的被子都露出破旧的棉絮，因为老鼠横行，滋生很多跳蚤和虱子，咬的全家人都是红疙瘩，天明了个个忙着翻找跳蚤和虱子，露着棉絮的被子也天天拉出来翻找线缝里藏着的虫子，那情景让人以为是到动物园看猴子做日常梳理工作。
大小姐跟着这家人吃糠咽菜没几日就忍耐到极限，懊悔没听父亲的话。一天晚上她憋着气睡下，梦到自己回娘家去又过上了小时候土地没有被均分时期的好日子，父亲正用一桌子好饭招待她，突然“哗啦啦”从天而降很多泥土和稻草掉在脸上，惊得她坐起身大叫。劳累了一天的男人起来用火石打着煤油灯，看到两只硕大的老鼠正沿着房梁吱吱叫着追逐。说了句睡吧，要是因为老鼠闹腾就不睡觉那就不能活了。
大小姐听了突然来气，大声说：“只知道你家穷，谁知道你家会这样穷，穷得只剩下老鼠和虱子。天天被搅和地不能睡觉，虱子跳蚤咬得都是疙瘩，你们家就不能养一只猫？还有你这一家人鼻涕就不能擤在手绢上，墙上衣服上到处乱抹看着都恶心。你家人吃饭吧唧嘴就不能小声点，吃饭也不在桌子上，跟叫花子似的，都一排溜蹲在墙跟猴子似的。”从她进家门一家人都神仙似的供着她，怕她嫌弃这家人，到底还是让她看不起。男人宽慰：“都一样，你看大家都一样，谁家都一样有老鼠，一样有很多张嘴吃不饱饭。怎么办呢？我们都是庄稼人，不能跟你家人比。你就委屈委屈，明日在梁上的撑一张床单，老鼠就不会把土弄到你脸上了。”
大小姐还气得嘟嘟囔囔，想念在家的日子。干净的被褥，舒适的衣服，可口的饭菜，一家人吃饭总是安安静静，饭菜的份量也恰到好处，不多不少，常年下来人不胖不瘦；坐的位置也长幼有序，弟弟妹妹都大了，走起路来都很讲究风范，被父母教育得举止得体。
往后的日子尽管一家人陪着小心，无奈条件有限，大小姐怨气冲天，不停地抱怨，终于有一天男人不堪其扰爆发了：“我们家不比你们家，你们家是大地主，你们家的好日子都是我们这些庄稼人出力供出来的。我们干活养着你们，自己却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被老鼠跳蚤咬，风吹日晒。现在你跟我们穷人还不是一样要下地干活，要吃糠咽菜，全中国人都一样了，也没见你家比我们高等到哪里去。”
两人唇枪舌战，你来我往，很快半年没过，新婚的热情就被消耗殆尽。男人的嘴也不饶人，吵起架来毫不相让，还竟是往阶级斗争上靠拢，有时会拿她娘家爹会客和送客时的礼节说事：“按照你们那样磕头作揖，就不要干活了，庄稼早都给草吃了，羊也给饿死了。”她家地里草总是高过庄稼，羊也因为没人割草总是被饿得骨瘦如柴。
或者阴阳怪气地说我的大小姐，你就醒醒吧，现在是新中国，大家都一样，没有地主了。谁让你生错时候了，要是早生一百年，你现在还有丫鬟婆子伺候呢。
有时候看到她坐在饭桌前对着寡淡的饭菜发愣，就讽刺她又梦到那些被均分的土地了。
于是两个人各种争执，打嘴仗，如果不是大小姐有身孕，她早就一去不复返了。
大小姐此时悔不当初，生气了不好回娘家见父亲，就躲到她舅舅家。生完孩子也不回去，一住就是半年，。男人一次次耐着性子去接她才回去。再吵架再住到舅舅家时又怀孕了，生了孩子再回婆家，过一段时间再怀孕，再生气，再去舅舅家生了带回。这样循环往复，直到生出小七妹才停止，后来实在过不下去就把孩子扔给丈夫远走高飞找投奔二妹去了。
可以说她的一生是寂寞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过着寡妇的生活把整个的生命用来思念自己的骨肉而不能享受天伦之乐，一直活到95岁因为跌了一跤离世。
男人的一生也是孤独的一生，一辈子像鸵鸟一样独自拉扯七个儿女，过着鳏夫的生活，直到98岁离世，拒绝跟妻子合葬。
两个人劳燕分飞的始作俑者就是林勇。
每次林勇听到大女儿又吵架了，就兴致很高地来到内弟家力劝大女儿跟男人离婚再嫁。他会不厌其烦地重复当初阻止她嫁到他家来她就是不听，现在后悔了，还来的及。
从第一个孩子到第五个孩子出生的十多年里，他无数次地要求女儿离婚，大女儿就反感他说要她离婚再嫁的事，她实在舍不得她的孩子们，那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
作为一个母亲，她不愿意再跟男人过一天，但是她无法割舍她的七个孩子，就独自到二妹所在的城市里拾荒挣钱，直到林敦告诉她她的孩子们满头满身生了很多虱子和脓疮，肚子里的蛔虫把孩子们吃的肚大腿细，透过薄薄的肚皮能看到蛔虫在肚子里蠕动，吃宝塔糖一个孩子能打下来一大碗，这位母亲才决心回家照顾孩子，但是不久因为跟男人的矛盾再度离家。
林勇看着大女儿这么好一棵白菜被猪拱了很是痛心。
他活了半个世纪，经历很多磨难才把硕果仅存的7个孩子养大。本以为三个闺女长得如花似玉都能攀个好亲事，却赶上土地均分，人人平等。什么财产都没了，他这几个儿子本来品貌很好，却因为成分高一个成家的都没有。大女儿自己做主找个婆家现在闹得不能过，又因为孩子不可能离婚再嫁，他的话也不听，一点办法也没有。
二女儿不比大女儿长相，眼睛小，身体瘦弱，因为小时候的一次三天三夜的高烧，她还有点耳朵不灵。
他记得那次发烧。那时她8岁，他从外面回来，被告知二小姐发烧。他摸摸额头，烫的跟小火炉似的，就给她烧点水喝，灌不进去。把衣服都脱了只盖上肚子，一会摸摸手脚冰凉脖颈却热的能把人灼伤。村里人说这次发烧可能是人瘟，有几个孩子已经死了埋了。他害怕传染给其他孩子，就违心地把她抱到一个看瓜的茅草庵子里等死，他则抱了个褥子睡在那里守着。
他怕，怕那八个死去的孩子的命运降临到二女儿身上。他紧紧地贴着女儿蜷缩地身体躺下，听着她“呼哧呼哧”急促的呼吸声，轻轻地呼唤她，她只发出梦呓般的回应。他以为他好不了了，不禁泪流满面。
天黑下来，他睡着了，突然“咔嚓”一个炸雷，一道明亮的闪电把天地瞬间照得雪亮，把个熟睡中的林勇吓了一跳。他张眼望去，赫然看到二女儿光着身子踮着脚正伸手去够庵子上的一个什么东西。他忙抱起她问她要什么，她说她要吃上面的馍。林勇细看是夹在庵子上面的一疙瘩棉布，夜里看不到清，女儿以为是馒头。
直到林勇去世前他还记得二女儿要吃馍的情景。他已经老态龙钟，寸步难行，整日坐在轮椅上，大脑里都是对从前的久远回忆。“她说要吃馍，我一摸烧退了，肯定是好了”他自言自语道。
在他看来二女儿是过得最成功的人，女婿做了官，女儿当家，娘家人都受到照顾，他的儿孙能脱离黄土地，丑夫人旺夫啊！
他看到同龄的男人都做了父亲，小孩在已经能够像尾巴一样跟着大人后面乱跑，能够说出让人吃惊的语句，而他，却还在那个破窑洞里形影相吊。他的同龄的妇女已经是拖儿带女，被柴米油盐折磨地蓬头垢面，即使是背负着“成分高”的名称，他也对丧偶拖着油瓶的妇女不感兴趣，他把目标转向他的学生。
那时候正是批斗最严重到时候，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仇恨在两个对立的阶级之间发酵到随时会爆炸，其力量相当于氢弹爆炸的力量，如果任其发展，足以使新生的共和国毁灭。为此，共和国决定分散开挖沟渠，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来分散两大阶级的注意力。即使在劳动中两大阶级已经表面上成为同盟，被剥削阶级千方百计地翻出剥削阶级的罪状进行整治，完了还要把剥削阶级的子女带上清算，剥削阶级千方百计地为自己辩护，面对气势汹涌地批斗毫无招架之力之力，但是剥削阶级从未放弃对翻身和复仇的渴望。
月儿的年龄正好是老林的学生的年龄，共和国的法律禁止师生恋爱，老林也是教师的同学把他的学生月儿介绍给了老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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