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是个对自己记忆力和共情能力非常自信的人。我十三岁开始写作，书写关于怀念童年的文章时，连那年的风是什么劲道，是能恰到好处地还原。到如今，我却不那么自信了。我极尽笔触去记述那些我尚能忆起来的平淡如水的曾经，倘若我脑海里的图书馆终有一天要摒弃因时日久远而无关紧要的记忆，我希望，文字能记得。我希望，这些书写，最后能凝缩成一张可供凭吊的剪影。
去世的人，离开就真的离开了，然而，生者能做的，是保存那些记忆，让它们不至死去。
童年
在我两三岁的时候，奶奶从乡下过来花都带我。父母要上班，她是我在幼儿园以外，朝夕相伴的那个人。祖孙俩的相处 ，真是充满了戏。我幼儿园放学回家，迫切地想打开电视看今天幼儿园小伙伴推荐的动画片，然而打开电视机，却是雪花碎片一样的屏幕和机器震动一样的难听的声音。奶奶当然是偷偷地拔了天线，并骗我，电视机在这个时点，不开放节目。
我的童年对电视机的接触极少，大抵是母亲与奶奶携手作战，几乎阻绝了我看电视的机会。初高中时，我最讨厌的伙伴间的话题，就是忆及童年的动画片和与之相关的闪卡周边，于我而言全是不知其含义的玩意儿。母亲与奶奶，倒是会在我熟睡之后，在客厅里洗着衣服，聊着天，打开那个终于插上天线的电视机。她们不知道的是，每次无法睡着的晚上，我都会偷偷躲在房门后面偷看那时候特别火爆的还珠格格。有一晚，她们聊天随口提起我的名字，我以为是叫唤我，不打自招地走出来，夜晚偷看电视的经历，才被终止。
童年时，我还会靠自己的想象力捏造“奇遇”。我曾一本正经地对家人说，在花都区最大的一块草坪地下，藏着一箱一箱的，属于我的糖果。我大概是在那个时候，懂得了人在不相信的时候，表情是什么样的…
小时候物价低、钞票小，奶奶兜里总装着零零散散的几毛钱，正是我的小伙伴们获取零食的“专业用纸”。有一天，趁奶奶不注意，我从她兜里拿了一张，迅速跑下楼买了最心爱的零食，刚吃完，奶奶就追下来了。她问我那钱到哪里去了，我遥遥执着小区的高墙，说风把钱吹到墙后头去了。
怪不得我长大后极少撒谎 ——天赋实在是太差了。
少年
我大概是在奶奶身上，第一次读到了孤独和乡愁。她是几近一辈子都在乡下生活的人，城市的生活并不太能接受，往往是住了一个月就会想回去。最开始的时候，奶奶是有朋友的，家楼下有棵三百年的大榕树，她每天都会去那里坐一坐，和那些与她一样处境的孩子在城市打工的老人聊一聊。她只会客家话，但这棵大榕树下的老人，讲粤语闽南话上海话。讲客家话的那个老人家走了，她便又没朋友了。
再后来，奶奶对大榕树下的社交活动，就没那么感兴趣了。恰好父亲给奶奶办了理疗卡，每天早晨把奶奶送去医院，嘱咐我近中午时把奶奶接回家。她可能是习惯了漫长的等待与孤独的人吧。我写过那么多孤独的心绪、孤单的少年，却从未曾想过，语言不通的她，在医院等待护士传唤的时候，有没有过不知所措的时刻，有没有过渴望陪伴的时刻。
我十三四岁时叛逆得挺严重，症状就是每天与父母吵架。一吵架，撂碗筷，关房门，在里面生闷气或者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奶奶总是那个敲门喊我出来的和事佬，仿佛刚刚的唇枪舌剑没有发生，她只想让我把午饭吃好。
成年
成年之后，奶奶虽然脚力强健，却不再愿意来广州。城市化大概也是去人情化，当年的那棵大榕树，供人赞叹，供人追溯历史，却不再供人乘凉 ——它被围起来了，大概只有在父母带着小孩经过时，为了诵读小铁牌上的介绍文字，才会稍作停留。
除了距离遥远，心灵的距离也远了。长大后的我极少说客家话，磕磕绊绊才能吐出几个语义不是很通顺的词句。我和奶奶的对话，变成每月一次在爸爸与奶奶通话后，那几分钟简短的问好 ——无外乎是好好吃饭、好好学习、祝您身体健康。非常惭愧地说，那些于当时的我而言，实在是只具敷衍意味的通话。
那个曾与我朝夕相伴的老人，已经不了解此刻的我了。我会为了什么开心、为了什么难过，她不知道。因为我，从来没提起过。她似乎也不太在意，我要不要聊这些具体的事情。
奶奶于2018年5月8日去世。讽刺的是，我是直到今天，5月27日才知道的。她的病重、她的离世、她的葬礼，我都全无所知。你若问我，此刻，我知道后，我的心情是怎样的。我的心情挺平静的。我甚至不知道，我在心底有没有真正接受这件事。
我的四个祖父母都已经离开了，我送走了三个，最后一个，我没有送。然而我是如此极其不擅长告别的人，我从未在葬礼上“成功地”哭过 （用成功这个字眼是因为我曾认为不哭泣是件错误的事情，也曾试图逼自己哭出来）。我对每一个亲人的告别仪式，都不是在真正的告别仪式上进行的。
在外公和外婆去世后，我也做过与现在同样的事情。我在那些脆弱的记忆里搜寻着那个人在我生命里留下的痕迹，不加修饰地、如同纪录片镜头一样地记录下来。这些叙述，甚至没有情感，只有描述。在得知奶奶去世后，这是我唯一想做也是马上在做的事情。
倘若有一天我梦见你，我希望以上的记忆，都是依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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