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埃及，同性恋群体依旧生活在不安中。一名年轻的同志Manu，不断遭遇同胞的恐吓与污名，甚至被恋人抢劫、施暴……失去希望后，他决定出逃。
故事时间：2011-2019年
故事地点：埃及、德国
一
Manu是一步一步逃离埃及的。他先飞往塞浦路斯，因为那里有一家能帮助他获得签证的旅行社。随后在Larnaca呆了几天，又在Nicosia（都为塞浦路斯城市）纹了身，然后返回开罗。他的下一站是沙特阿拉伯。
对埃及人来说，如果去麦加朝觐，就会很容易拿到签证，况且Manu在那个国家还有一个亲戚。这可能是历史上第一次一个同性恋男子以前往麦加朝觐为由逃离一个穆斯林国家，但Manu只希望自己能够顺利拿到签证。
在麦加大清真寺，他独自坐在庭院，从午夜一直到黎明，因为他喜欢大清真寺晚上的样子。他的教名叫做穆罕默德，尽管早就放弃了信仰，他还是以穆斯林的身份长大。
他发现自己仍然想着能有一次绕天房朝觐的经历，所以他按照惯例绕着天房逆时针走了七圈，又七圈。这是是典型的Manu作风：他从不半途而废。
2011年秋天，我和家人搬到开罗，Manu是我们遇到的第一批人之一。那年早些时候，埃及前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总统在阿拉伯之春期间被推翻，在我报道解放广场的抗议活动时，Manu担任我的翻译。
后来，他在《卫报》开罗分社谋到了一份研究员的工作。虽然我们很少在一起工作，但我们仍然成为了亲密的朋友。他30岁，英俊，光头，眼窝深陷。我们相识不久之后，他就向我袒露了自己的同志身份，直到那时我才知道他是一个同志。他告诉我，他自小就学会了要注意自己的外表和举止。
他的逃离计划也十分周密。他仔细研究了哪些国家为同性恋者提供庇护，德国似乎是最可行的国家。但由于持续的难民危机，那时候已经很难获得德国旅游签证了。
因此，Manu打算说自己是一个普通的游客，以此来说服德国当局他没有逾期滞留德国的企图。在2016年, 也是我在埃及的最后一年，他试图将自己的存款兑换成美元，所以每当我需要当地货币的时候，都会找他换钱。
在经历了政治不稳定的5年后，埃及黑市里的美元兑换价格是政府规定的两倍。Manu并不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想离开的埃及人。
那年6月，在我和家人搬回科罗拉多的前一晚，Manu赶在午夜前来道别。当他看到我们行李时，他笑了：十四个包，两个儿童汽车座椅，一辆双人婴儿车。
而一些行李才刚刚打包到一半，我的妻子Leslie和我在过去的一周里几乎没有睡觉。那年的穆斯林斋月在6月，所有地方的营业时间都是不固定的，甚至一些简单的任务都要被拖到地老天荒。我突然意识到，任何看到这个乱糟糟公寓的人都会推测，我们才是逃离这个国家的人。
几个月前，Manu曾前往伊斯坦布尔。下一站是开普敦。告别的时候我祝他好运，他主动提出第二天来帮我们，但我拒绝了他的好意。毫无疑问，对于我们而言，离开开罗是易如反掌的。
二
黎明的时候，一辆面包车在外面等我们。我们通过常用的租车服务安排了这辆车，但司机是个新人，看上去不太友好。他抱怨我们的行李。当我试图装上儿童汽车座椅时，我发现后座的安全带坏了。
几个朋友来为我们送行，其中包括司机Hany，那一年他每天下午接我们6岁的双胞胎女儿Ariel和Natasha放学。他的丰田车有好用的安全带，他提出载我和双胞胎去机场，让我的妻子Leslie坐面包车看着行李。途中，Hany和女孩们用阿拉伯语唱着儿歌。
“Mama zamanha gaya . . .”（妈妈快来了…）
他对我们的双胞胎很温柔。几天前，因为即将离开，他们三个人放学回来时都流了眼泪。我意识到去机场的行程将会成为我们对埃及的最后回忆，于是我用手机拍摄了他们唱歌的画面。
“妈妈快来了…”
航站楼里并不是很忙碌。在值机柜台，我检查一遍我们堆积如山的行李：一辆双人婴儿车，两个儿童汽车座椅，和十二个包。
我又数了一遍。
然后是一阵慌乱——给Hany打电话，给面包车司机打电话。两件丢失的行李都是随机行李，但两名司机都说，我们并没有把它们落在车上。我给Manu发短信，让他与两个司机和租车公司的负责人再核实一下，以防我在说阿拉伯语的过程中漏掉一些细节。
我也给我们街区的垃圾工Sayyid打了电话，因为他去过我们的公寓。Sayyid记得我们把两个随机行李都带到了路边。
一件行李里装着我的电脑，两台相机，和大约八百美元的外币。我的工作文件都被备份在Dropbox上，但是因为我们网络有一些问题，我一直没能同步我的照片和视频。
所以我把所有的东西都复制了两遍到便携式硬盘上。Leslie最近去了两趟长途研究旅行，在几个笔记本上写满了各种素材——她打算写一本关于埃及的书。
通常她会立刻转录整理自己的笔记，但由于最近过于忙碌就耽搁了。我将备份的便携式硬盘和Leslie的笔记本装在了第二件随机行李中，让它们与电脑分开。
第一件或者第二件随机行李——现在看来已经没什么不同。Manu告诉我，租车公司的老板似乎很紧张那位司机。他复述了老板的话：“这是我第一次雇这个家伙，在此之前我并不认识他。”
三
在机场，一个昏昏欲睡的警察躺在行李安检机旁边的椅子上。他对Leslie和我说：“你们需要联系美国大使馆。”他解释道，美国大使馆出具失窃报告后，警方才可以调看监控录像。
“但是大使馆现在还没有开！”我说。
“那就等到大使馆开门。”
我们恳求说航班即将起飞，但是这位警官并没有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在整个对话中，他都没有从椅子上站起来过。这或许是丢行李最糟糕的时间——大多数因为斋月而要禁食的穆斯林正在准备享受他们的封斋饭。
飞机起飞后，Leslie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始写下两次研究旅行期间她能记得的一切。我们的女儿Ariel 和Natasha安静地坐在座位上看书。我开始意识到，我们刚刚失去了过去一年拍摄的几乎所有的家庭照片和视频，我翻了一下手机上仅存的几张照片。唯一的视频拍摄于当天早上。
“她带着一只鹅和一只鸭子说，‘呱呱呱！’”
在科罗拉多，一位朋友建议我们用iCloud上的“查找我的电脑”功能，这项功能可以追踪到任何联网的注册设备。当我登录iCloud时，它让我看到了位于尼罗河西侧吉萨贫民窟的谷歌地图图像。
从猎户座卫星（美军的侦察卫星）的角度看，这个社区看起来就像一块锈迹斑斑的电路板：小巷环绕着无尽的方形屋顶，灰色和棕色在视觉上几乎无法区分。但是，其中一个屋顶在屏幕上被标记着蓝点。
当我们的飞机还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在那个蓝点下方的某个地方，有人把被盗行李中的那个旧iPod Touch开了机。
我们尝试去联系我们认识的每一个在开罗有门路的人：美国大使馆的朋友、欧洲大使馆的朋友、与政府有合作关系的朋友。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解释说，他们没有办法出具失窃报告。他们认为那个警察因为不想处理这个麻烦而误导了我们。一位美国外交官写道：
“如果没有警方的报告，埃及当局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即便有了警方的报告，我也没法指望这份报告能帮你们追回丢失的财物。虽然听起来不太令人愉悦，但是警方不可能在寻找你的物品上投入太多精力。”
我们回到科罗拉多的第一天后，那个蓝点便从卫星图像上消失了。我相信小偷已经扔掉了那个过时的iPod。多年来，它唯一的作用就是晚上在女孩们的卧室里播放海浪的声音，以盖过祷告的声音和其他的城市噪音。
我问Manu，我们是否应该派人去蓝点所在地周围，递消息说我们愿意付费赎回移动硬盘和Leslie的笔记。Manu说道：“他们会认为这是一个陷阱，然后扔掉你们所有的东西。”
Manu认为，除了让警察搜查那幢建筑外，我们别无选择，他表示愿意协助帮忙。在所有我联系过的人中，包括外交官和在当地关系较多的人，唯一一个相信自己能督促埃及警察帮我们破案的，居然是一个正在准备逃离埃及的同性恋。
四
我第一次见到Manu时，他和一些外国人在开罗的使馆区合租了一套破旧的公寓。在埃及，一个未婚的人与家人分开居住是很不寻常的，Manu的五个哥哥姐姐会时不时地安排他去和女孩儿相亲，但他发现找借口不去很容易。
在周末，他会在散落于开罗市中心的隐秘酒吧里痛饮。他经常去同志据点，比如横穿尼罗河直达解放广场的Qasr al-Nil大桥。他的许多朋友都来自于一些意料之中的团体：自由派、活动家、外国人、和其他的男同性恋者。
但他也和我意料之外的人有交集。有几次，我拜访他的公寓的时候，碰到他和附近不远的警察学院的学生玩在一起。他们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保守的警察，但是他们喜欢Manu的陪伴。
还有一个叫Tariq的年轻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他常来参加Manu和他的室友们举办的聚会。这些聚会上的一切元素，包括喝酒、同性恋者的存在、未婚男女同处一室，都足以将一个伊斯兰教徒逐出教门。但是Tariq总是出现在聚会上，并自我享受。
Manu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特质似乎很吸引他的同龄人。埃及社会对青年人很苛刻，一部分原因是年轻人太多了，超过60%的人口年龄在30岁以下。工作机会一直供不应求，而来自家庭的压力迫使年轻人们尽早结婚。
主流社会推崇性别隔离，性压抑像一座大山压在年轻人的心上。尤其是年轻男性，他们往往不安分并略显暴躁。
然而Manu在小时候就已经承受了其中的一些压力。他在苏伊士运河北端的省城塞得港长大。他的父亲经营着一家成功的咖啡店，但是他对员工很严厉，到了晚上他会通过抽印度大麻来放松。
他常常殴打Manu。年轻的Manu很有语言天赋，他恳求他父亲送他去一所私立的英文学校就读，但遭到父亲的拒绝。于是Manu自学了英语，顺便学了意大利语。
在埃及，大多数公立初高中实行男女分校。当Manu和他的男同学们长到十几岁时，他们的社交和打闹开始掺入性的因素。有时候，男生会以一种玩笑的方式装成女生，然后其他男孩会摸他，抓他。
男孩们私下里进行更亲密的行为也不是什么稀奇事。Manu对一个好看的男同学产生了兴趣，很快他们就开始发生性行为。几年后，两人的关系结束，Manu和另一个男孩在一起了。
他不想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辩解。在90年代的塞得港，除了一个具有诋毁性的阿拉伯语词汇khawwal（相当于死基佬或faggot）之外，没有一个合适的词汇来称呼一名同性恋者。Shez ginseyan是一个更为正式的形容同性恋者的术语，它的字面意思是“性变态”。就Manu个人而言，“变态”这个字眼完全无法描述这种被大多数同学喜爱的行为。
Manu和他的第二个男友有着激烈却沉默的性爱体验，他们从未直接讨论过他们的关系。却以“足球”为彼此的暗号。如果想做爱，一方就会说“我们去踢足球吧”。
这个男孩似乎被他的欲望所折磨，他会时不时中断与Manu的恋爱关系。但是在相处的四年时光中，他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重新使用那个暗号：“我们去踢足球吧。”
多年后，Manu搬到了开罗，希望过上更加开放的生活。和大部分生活在首都的同性恋者一样，他将英语单词“gay”和“straight”（“弯”与“直”）融入了阿拉伯语。但是他并不信任这些标签。在塞得港的经历让他相信，性向是流动的，这种想法在埃及有着悠久的历史。即便那个污蔑性的当代词汇khawwal，也源于一个形容变装男舞者的古老词汇。
一个多世纪前，这些变装者是婚礼和其他活动中广受欢迎的艺人，他们被认为可以与男性发生性行为。这一传统早已消失，但Manu认为它余响不绝。他觉得如果男人被男人包围，并对同性接触心照不宣，那么这些男人就有可能会跟同性发生性关系。之后，由于社会需要传统的婚姻，这些男人大多会以异性恋的身份生活。
回到塞得港时，Manu有时会碰到他高中时期的男友们。他们都对曾经共享过的秘密不置一词，但Manu觉得和他的第一个男友交谈会相对容易。现在他已结婚生子，Manu认为他把过去的那段关系，当成年轻时无害的狂欢。
不过，他的第二个男友至今未婚，也没交过女朋友。据Manu所知，他不再与男性发生性关系，并且已经移民到观念比埃及更保守的海湾国家工作。有几次，Manu在塞得港碰到了他，气氛很尴尬。
见到他之后，Manu感到沮丧。他意识到，曾在第二个男友体内燃烧的沉默而强大的爱欲如今已渐渐熄灭，他甚至变得麻木：没有言语，也没有情感。
五
Manu发来电子邮件，向我们汇报他寻找失窃行李的进展：
“昨天我去了机场两次，吉萨的派出所一次，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写那份报告……”
我给他发送了侦查卫星的截图，连同包里的物品清单：一些衣服，一双凉鞋，两双童鞋，和一本《亚历山大四重奏》。机场的警察指示Manu去找吉萨的警察；而在吉萨的警局，他们把Manu送回了机场的警局。
对于填写失窃报告所需的内容，两个警局也没有达成共识。一个多星期后，某个机场的工作人员终于告知Manu，所有的安全录像只会被保留7天，然后就被抹去。
Manu警察学院的朋友们也提供了零星帮助：一个叫Bahgat的人给我了一些前后矛盾的建议；一个叫Magdy的人没帮上一点忙，尽管他试着让自己看起来像那么回事……
几个星期里，我一直都在登陆iCloud，但什么也没出现。似乎是时候该放弃了，但有一天早上，当我登录去看最后一眼时，我又看到了那个蓝点。iPod还在吉萨的那幢楼里。
一些律师告诉Manu，如果Leslie和我能拿到驻外政府代表的文件，多少会对案件有些帮助。我们开始给埃及驻休斯敦领事馆打电话。与此同时，Manu不断敦促警察办案。他过去曾是警方的目标，所以我告诉他，一旦觉得情况对他不利就停止帮我们找行李。但是他坚称这次是不一样的：他现在是报案人。
2012年初的一天深夜，Manu正在回公寓的路上，街上的一名年轻男子走近了他。那名男子自称名为Kareem，是一名应征部队的士兵，由于与指挥官发生争执当晚无法返回基地。他从一包崭新的万宝路香烟里抽出一支给Manu。
这个牌子的香烟并不是一个新兵能负担得起的，Manu理应对此警觉。但是因为离家很近，他没有察觉到可能的麻烦。当Kareem抱怨天气寒冷时，Manu顺其自然地邀请他来自己的公寓喝茶。
一进公寓的门，Kareem就变了脸。他说，他知道Manu是个基佬，并威胁要曝光他。Manu向他的室友，一个大只的奥地利人求助，奥地利人把Kareem从公寓里赶走了。
Manu怀疑这是个圈套，他跑到了外面希望能逃走。但警察已经等候在外面了，Kareem也站在中间——他是一个便衣警察。
警察们把Manu押回他的公寓。他们没收了他与外国记者合作时用的笔记本，然后将他送到最近的一个警局看守所。
在那里，两名警察准备写一份犯罪报告，并大声向Manu朗读了Kareem关于所谓事件的叙述：“他让我和他上床。我告诉他：‘不, 我不能这么做。’ 但他的两个朋友抓住了我。”
这份报告声称，Manu的外国室友们参与了一起强奸未遂事件，但一名警察担心外国大使馆可能介入这个事件，于是他把外国人的参与从报告中删除了。报告中的其他细节也是现场编造的。报告完成后，指挥官说：“带他去医院，做个肛门检查。”
2010年，亚历山大警方将28岁的Khaled Saeed殴打致死，此前他正坐在一家网吧里。Saeed受过教育，也没有前科，尚不清楚他为何被警察盯上。
尸体照片后来被传上网络，公众爆发了强烈的抗议。这次事件诱发了埃及“阿拉伯之春”的第一场抗议——当天是1月25日，埃及的全国警察日。
穆巴拉克下台后，涉嫌Saeed案的两名警察被判了很短的刑期。而警察改革这一更大的议题依旧悬而未决，部分是因为埃及的专制统治并不能被当作一个政治体系，它更像一种笼罩全国的高压，而压抑的气氛让政治气候变得难以预测：警察大都看似懒惰，但暴力执法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也没有规则去限制这种行为。这使得改革举步维艰——仅仅推翻一个或一群领导者是远远不够。
例如，在埃及并没有明确的法律将同性恋定罪，但男同性恋者常因“道德败坏”受到起诉。每当警察突袭同性恋据点，都会例行强迫他们接受肛门检查。
Manu被捕后，警察将他铐了起来，带到一家医院。当医院工作人员表示并没有设备做这项检查后，他们又带着Manu去了第二家医院，同样遭到了拒绝。在去第三家医院的路上，他们被传唤至检察官的办公室。
检察官质问Manu为什么不试图在街上跟女孩搭讪，“偏偏勾搭男人？” 他说，“你这个khawwal（基佬）！”他不停地嘟哝着这一蔑称，并告知Manu他将被以强奸未遂起诉。但完整的诉讼程序少不了目击者的证词，Kareem却不见了踪影。
Manu被羁押在看守所时，一名初级警官走了进来，手里拿着Manu的手机。“你爸来电话了，”他坏笑着说道，“我跟他讲你跟个男人在一起，是睡一起！”
就在递来手机的时候，他说：“找个人帮你吧。”Manu拨通了他在穆斯林兄弟会的朋友Tariq的电话。Tariq立刻赶到了警局，还带来了一个律师。
终于，在被扣留了近24个小时后，Manu获得了保释。警察并未对Manu进行肛门检查，而Kareem直到最后也仍未现身。
警察局外，Tariq和一些朋友都在等着，其中还有一个被Manu父亲叫来的住在开罗的远房亲戚。看到亲戚的那刻，Manu意识到那位初级警官一定是在电话里告诉了父亲实情，他也知道自己再也没法在塞得港露面了。
之后几周，律师向Manu要了约三千美元的费用来贿赂官员。此后，该律师表示检察官不会继续调查此案，但却并未结案。为了安全起见，Manu搬离了使馆区一带。
他一直没弄明白是什么导致了这次突击检查，或许是邻居起了疑心怀疑Manu是个男同性恋，又或许是警察想胁迫Manu揭发与他共事的记者。但为何警察不再跟进？Kareem费尽周折给他下套，却为何没有在检察官办公室里现身？以及，为什么那位初级官员把Manu的事情抖露给他父亲后，却还允许他给朋友打电话？在一个没有明确政治体系、警察既无能又残暴的国家，这些疑虑是无法被消除的。
在2012年春天，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哈默德·穆尔西竞选埃及政变以来的第一任总统。Tariq为竞选奔走的同时仍然时不时关心Manu的近况。
他从未透露自己对Manu同性恋身份的看法。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而言，对待同性恋的立场本该是毫不含糊的：穆兄会的领导者们早就宣称同性恋违反伊斯兰教教义。
那段时间我与Tariq频繁会面，他相信Manu是因为记者的身份才被盯上的，“他太容易轻信别人，但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
我无法判断Tariq是否接纳了Manu的性向，或者他只是假装毫不知情。埃及人经常对一些显而易见的事避而不谈，他们的行为在外人看来是自相矛盾的。
我想或许是因为多重的社会压力：严苛的信仰传统，排外的家族结构，数十年来政治与经济的失调。人们自相矛盾的行为看上去虚伪，却是在这不完美的大环境下，生存下去最简单不过的方式。又或许，在一些特定情况下，还是一种保留体面的方式。
六
在科罗拉多，我每天都会盯着侦察卫星的图片看，那个蓝点通常会落在吉萨那栋楼的楼顶。这栋楼坐落于一片规划无章的棚户区中心，里面住了很多开罗及附近地区的居民。
附近似乎有一个大型的水处理厂，那一排排整齐的圆桶型水舱，从天空俯瞰就像是多米诺骨牌。苹果设备的位置共享至还可以追踪到iPod剩余的电量，因此我给Manu发信息说：
“我发现iPod又有电了，看样子他们给它充了电，谢天谢地！前几天电量还很低。”
一位埃及驻休斯顿领事馆的大使同意为我们的失窃证明做官方认证，前提是它必须是阿拉伯语写的并带有公证。于是Leslie和我去了科罗拉多Montrose的一家公证处。公证员虽说，“我不该给我看不懂的文字做公证”，但她还是签了字。大使盖章后，我把证明传给了Manu。
Manu去了机场警局好多趟，终于碰到了一位好心的警察，这位警察帮他联系了蓝点附近警局的一名指挥官。跟很多Manu见过的警察一样，这位指挥官也认为iPod touch似乎是某种高科技追踪设备，并问道，苹果公司是否能通过iPod直接拍下小偷的面部。对于Manu的回答他似乎不满意，但最终他还是叫上了十名便衣警察，他们和Manu一起钻进了一辆老式的迷你巴士。
一个小时前，我注意到iPod开机了，这距离我们的行李被偷已经一个多月了。
巴士在狭窄、肮脏的街道上迂回着前进，直到停在一家昏暗的洗衣店门口。指挥官让Manu呆在车里。他跟洗衣店老板争论了一会，回来的时候手上挥着一把没收的手枪。
洗衣店老板怎么会携带武器？警察又怎么会知道？之前怎么没有逮捕他？Manu只能心里默默思索这些问题。他用GPS卫星坐标来导航，车经过水处理厂，接着到达蓝点标识的那栋楼前。
楼有六层高，指挥官叫Manu和两个警察下车，一起进了大楼。指挥官是个大块头，他身子前倾，随时准备挤进大楼入口。Manu站在他身后，他第一次从警察的视角来看开罗这个城市。
“这楼都是里守规矩的科普特基督徒!”有个女人惊恐地说道。另一间公寓里有位老人提到，有个司机住在顶楼。
Manu轻轻推了一下指挥官，并小声说道：“就是那个司机！”
警察们便噔噔噔地上了顶楼。房门上挂着一张基督像。开门的男人跟他的邻居一样恐慌。是的，就是那位司机，就是他去了机场。他拿出一张证明文件——他的名字是Girgis。
警察站在门口，告诉司机他们将要搜查他的公寓。他们没有出示搜查令，甚至连表明身份的证件也没有，但司机也并没有抵抗。
公寓宽敞，装修也得体。司机的妻子两个小孩看起来十分惊恐，Manu不得不转移视线看向别处。这时，指挥官示意Manu过来帮忙。尽管Manu不懂得如何进行搜查，他还是打开了一扇柜门，发现了一双似乎符合我的描述的凉鞋。
接着警察又在桌上发现了一部iPod Touch，他让Manu来检查。屏幕点亮后，主屏幕上是一对睡着的双胞胎女婴。
警察让司机的妻子和孩子先离开房间，叫司机坐下，又关上了门。“告诉我们被偷的东西都在哪儿，”他镇定地对司机讲，“说了就放你走。否则我们会继续搜，等我们搜出来了，你就去坐牢吧。”
抵赖了几次后，司机招认了，告诉警察去卧室把床垫搬开，下面有两件手提行李。Manu从里头翻出一些衣服，两双童鞋，一本《亚历山大四重奏》，四个移动硬盘，两台照相机，一台笔记本电脑，还有Leslie所有的笔记。
七
在2012年Manu被捕后的第二天，父亲来了电话，让他回一趟塞得港。Manu拒绝了，他知道警察一定毫不掩饰地把他的性向告诉了父亲。
小时候，Manu的母亲努力地保护着Manu远离父亲的暴怒，不过她已经去世多年。在那之后，Manu和父亲的关系没有一点改善。
但现在，父亲多次来电并说：“我没有跟任何人讲过任何事。”最终Manu答应了。父亲热切地招呼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提过Manu被捕的事。
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又因一场他认为并不公正的官司丢了生意。他本可以拿Manu来泄愤，可现在他对待儿子有一种未曾有过的温柔。跟其他亲戚不一样，他不再跟Manu讨论以后结婚的事情。
几个月后，父亲去世。在遗嘱里，他最后留给了Manu一份意外的礼物——让Manu成为他名下公寓唯一的继承人。在埃及，父亲会为有待结婚的儿子这样做，但这肯定不是Manu父亲的想法。
Manu早就明白，他根本无法预料别人知道他的性向后会如何作出回应。时间久了，尽管有各种风险，他还是决定在开罗不再遮遮掩掩地生活。有一次，警察突击检查了一处很有人气的同志聚点，Manu好不容易得以逃脱，却不得不搬家，因为住所附近的一个恶棍威胁要用刀子捅他这个“死基佬”。
在搬家期间，Manu向一个在警察学院的朋友寻求保护，并说明了原因。这位年轻警官似乎并不在意他的性向，事后两人依然是朋友。
在埃及，认为自己不是异性恋的人，通常都会很难去界定社会对同性恋的态度。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同志曾告诉我，在十几岁的时候，他跟自己的堂兄弟发生了关系，堂兄弟还给过他阿拉伯古典文学中有描绘同性恋情的书单。
他告诉我，“究竟是对还是错，这个问题一直在萦绕在我的脑海里。”他最终和堂兄弟一样，结婚生子，但他还是时常被男性吸引。他没有把自己当成同性恋，或者双性恋，他更倾向于用英文中的Queer这一词来形容自己。
他觉得自己的行为应当被视为平常的，“在埃及，男性之间的连结比男女之间更紧密。”他如是说道。
在Qasr al-Nil大桥这样的聚集点，Manu经常碰见一些自称为直男的男性。埃及的文化中，很少有与女性在私下共处的机会，他们便将这座桥视为完美的替代。
这些所谓的“直男”对于基佬的定义也很奇怪，比如有人会坚持在性事上做主导的一方，因为这样，他就不会被视为是一个同性恋了。
他们唯一相似的地方就是习惯于保持沉默。不管其他人做了什么，他们都尽量避免提起。有时，Manu的伴侣们似乎负疚感过重，会将其转为言语和行为上的暴力。
他们甚至还会抢劫Manu，这些年他已经被偷走了三台电脑和四部手机。Manu认为，在这种既恐同又充满男男接触的文化里，这是不可避免的风险。他解释道，“他们爱我，也关心我，但内心深处又存在着某种东西让他们恨我。”
在2014年某个深夜，Manu在Qasr al-Nil大桥见到了一个名叫Ahmed年轻小伙。Ahmed举止绅士，并与Manu聊了好几个小时，抱怨着一些年轻男子常会抱怨的事，比如，没有工作前景，没有钱，没有结婚的希望。
Ahmed看起来像个直男，“起码用埃及的标准来看”，Manu经常会加上这样的修饰。那一晚他们发生了性关系。
事后，两人在Manu的房间里喝酒聊天。当Manu凝望窗外时，Ahmed突然在后面走近，抡起两个啤酒瓶，接连砸向他的头部。
他们之前没有任何冲突，Manu甚至不记得他们都聊过什么。他只记得Ahmed手里拿着看似更重的第三个酒瓶向他走来，他奋力反抗，将Ahmed推出了房间。锁上门后，Manu鲜血直流地倒下了。
他给两个外国朋友打了电话，朋友们带着他去了医院。缝了几针后，扫描显示Manu颅内还有出血。三天后，Ahmed带着另一个年轻小伙出现在Manu家的门口，他恳求Manu跟他再聊一聊。
Manu站在紧闭的房后浑身发抖，等那两个人离开。他不知道Ahmed为什么又回来，又为什么带着另一个朋友——这些举动跟他当初攻击Manu一样难以解释。
那个时候我出了趟远门，回来后Manu看起来有些不一样了。他头上留了疤痕，并发誓再也不去那座桥了。当时埃及的阿拉伯之春已经彻底终结，穆斯林兄弟会的统治也因一场政变而结束。
Manu的朋友Tariq像很多年轻的伊斯兰教徒一样，离开了埃及。国家安全逐步恢复。但是当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于2015年当选埃及总统后，警察在开罗同性恋据点的抓捕行动进一步增加。
那时，Manu已经做了要离开的决定。当时他仍有被警察逮捕的记录，在开罗他又把自己的故事告诉了一名联合国难民署的代表，这样他就有了更多的证明文件。
Manu卖掉了父亲在塞得港的公寓，用换来的钱支付出国的费用。他最终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是一条逃离埃及的出路。
八
在Girgis的公寓里发现了我们的东西后，警察给了Manu两个选择：要么签署一份说明，表明Girgis只是替我们保管东西而已，这样的话Manu可以立刻带着东西离开；要么选择起诉Girgis，如此一来，我们的东西都会被作为物证扣下，用于警察准备文件、采访目击者、与检察官协调等。
“我选择带着东西离开，”Manu说。警官看起来很开心，因为这让他从文书工作中得以脱身。这起盗窃事件自始至终从都没有被出具过一份正式的失窃报告，现在就连整个案件也没有了——从法律层面上来讲，这个事件从未发生过。
我们大多数的外汇没了，连同丢失的还有几件衣服，但其他东西都在包里。Manu说Girgis有一辆白色面包车，于是我准备去联系租车公司的老板。
我们那个并不友好的司机是哥普特人，尽管他并没有用Girgis这个名字，因为埃及人并不怎么使用身份证件上的名字。
但随后，我们旧居处街区的清洁工Sayyid告诉我们，Hany正在四处讲他帮我们找到失窃行李的事情。这让我有些困惑——我并没有告诉任何人我们找到了东西。
我知道人们总把Sayyid当作这个街区的小喇叭，因为他的工作让他能够接近每户人家。我这才意识到，发生偷窃后Manu第一时间就跟Hany通了电话，但他们并没有见过面。
我给Manu写了封邮件。他回复说他之前说错了，小偷开的是一辆白色丰田轿车，并不是面包车。
Hany的丰田是白色的，他是哥普特人。我通过电邮发了一张Hany的照片给Manu，照片里Hany帮我接送孩子们从学校回家，笑得很开心。Manu回信道：
“（我和警察见到的Girgis）就是他，我很抱歉。”
我无法理解Hany的偷窃行为。Hany并不穷，而且我知道他并没有计划要偷这些行李，因为原本那辆面包车才是要载我们去机场的车。
Hany在这个街区有不少常客，有一次我还问起他是怎么进入到这一行的。他说我们公寓楼里有位女士曾把贵重物品落在他的车上，他将它们物归原主。
有一次回开罗，我怀着对这个故事的疑心拜访了这位女士，但她证实了Hany的话——事实上，有好几次她把东西落在Hany的车上，他都归还了。
Manu的建议很草率。“你应该彻底毁掉他的生活”，他说。“因为他是个操蛋的贼。”但我想听Hany自己怎么说，所以有一天晚上，我和Manu一起去了吉萨。
我们经过那个藏有枪支的洗衣店，路过水处理厂的水舱，到了被蓝点所标记的那栋楼。我没有告诉Hany我们会来，他开门的时候看起来睡眼惺忪。
他带我们在客厅里落座，坐在了一个抽屉柜上。坐下后，我立即看到放在相框里的Hany和我女儿们的合照。警察来搜捕的时候，这张照片还没放在那儿。
现在，Hany开始讲述他的故事：在我们离开后几周的某一天，一个男人带着我们的两个包出现在这个街区。Hany拿走了包，一直帮我们保管着。而他并不认识那个男人。
我一口咬定他这是无稽之谈。我们有证据表明那台iPod刚被偷走就出现在Hany的楼里了，而且他那天一定还瞎摆弄了其中一台被偷的相机，因为里面有一小段在他公寓里拍下的视频。
Manu把卫星定位的图片给他看。“我们是在跟机器打交道，不是人，”Manu说道，“这不会存在什么误会。”
我告诉Hany，人们有时确实会做令他们自己后悔的事，我只是想知道事实而已。“你为我们工作，你帮我们接送孩子，”我说，“可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只是在等你发消息给我。”Hany说。他又说起那个带着我们行李的神秘男人，但他现在死磕在iPod上，他说自己只是在等待我们通过这台机器与他交流。
“Sada’ni, sada’ni, sada’ni,” 他说。“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关于这台iPod，他与那个警察一样：在他们眼里，这个外来的物品好像蕴藏着巨大的力量。
Hany一直在说神秘男人和等待我们给他发消息的事，但他从未承认过自己的罪过。最终，我和Manu离开了。
Manu说他对Hany拿走我们的行李这件事并不惊讶，因为他曾经被那些在同志聚点认识的人抢劫过好几次。“就我而言，他们认为我是khawwal（基佬），所以无论他们对我做什么事都不算是坏事，”他说。“也许这跟你的情况也一样，因为你是个外国人。”
他看清了这些看似矛盾的行为——人们可以真诚地爱孩子，但同时也可以抢劫他们的父母。对罪恶的反应被扭曲了，它让人无法认清或谈论自己的行为。
Hany一定是匆忙地决定要偷我们的包，但某些东西让他没有继续下去，并让他在犯罪证物上睡了几周的时间。Sada’ni, sada’ni, sada’ni.（阿拉伯语的“相信我”）
当我检查iPod Touch的时候，发现它基本上只被用来做两件事：在Youtube上听哥普特基督圣歌和看《猫和老鼠》的动画。
Hany试图在街区散布虚假故事的事很困扰我，所以我去见了Sayyid，把真相告诉了他。不久之后，Hany在街上被车撞了，从此消失在我们的街区。
“他的腿瘸了，感谢真主！”Sayyid兴高采烈地把这件事告诉了回埃及做研究的Leslie。Sayyid说他和其他人一样都认为这是来自神的制裁。
去年春天，我又一次回到开罗。我很惊讶地发现Hany把车停在了老地方，等待着他的常客。我试图离开以避免尴尬的场面，但Hany挥手向我打招呼，一瘸一拐地走过来。他笑了笑，问起我的孩子们。
“听说你受伤了。”我说。他拉起裤管——一道丑陋的伤疤留在皮肤上，他还打着石膏。“Salamtak” 这句话自动从我的嘴里蹦了出来：这是埃及人听到有人生病或受伤时会说的话。
同样的，我情不自禁地问起Hany的孩子们，我们礼貌地进行了一番寒暄。我们在公共场合表现得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这种行为感觉很仪式化。
九
2016年12月，Manu最后一次去开罗机场。一名护照检查处的工作人员检查了Manu的文件，问道，“嘿，穆哈默德（Manu原名）！你为什么要去德国？”
Manu答说要去参加一个演讲，随即把邀请函递给了工作人员。Manu通过一些关系，设法让自己参加了由一个柏林的平权组织举办的圆桌讨论活动。德国大使馆毫无疑问地通过了他的签证申请。
这封德语邀请函上写着Manu要发表的演讲主题为“埃及革命后的LGBT群体现状”。从这名工作人员看邀请函的眼神，Manu可以确定他并不知道这封信上写的是什么。最终，这名工作人员问道：“你要去德国讲什么东西？”
“人权。”Manu答道。
工作人员挥手示意放行。
在柏林，Manu参加了这次圆桌讨论，并且拜访了一名律师。他找到Schwulenberatung，一个为当地LGBT群体提供服务的非政府组织。在阿拉伯之春发生后，Schwulenberatung开展了一项针对同性恋难民的项目。
一名社会工作者向Manu提供了一封文书，将他认定为难民人群中的易受伤害群体。接着，Manu找到了难民营接待中心。他的柏林律师指导他只须说两件事：
“我在寻求难民庇护，”Manu告诉难民营的工作人员，“以及，我是一名男同性恋者。”这是Manu第一次以这种方式向政府工作人员描述自己。
那一年，有超过50万的难民抵达了德国。难民系统严重超荷，Manu陆续被转移到好几个营区：明斯特，勒沃库森，科隆，但他都竭尽可能地让自己掌握控制权。
在他寻求庇护进行面试时，政府为他提供了一名突尼斯裔的阿拉伯语翻译官，但Manu拒绝了这样的安排。他知道他有权选择翻译官的语种和性别，所以他拒绝了用母语讲述他的故事——他坚信恐同意识深植于阿拉伯语言中。Manu坚持通过英语和一名女性翻译官来讲述他的故事。
驻扎在某些营区时，工作人员试图把Manu安置在大型的开放式住宿区。在这种住宿区中，男同性恋者曾经被攻击。Manu拿着从非政府组织那儿得到的文书，坚持地要住在更私人化的住宿区。
最终，他被安排到科隆城外的一处住宿区，这是一个由96个集装箱改造而成的男性难民收容所，其中3个连在一起的集装箱，组成了专门为男性同性恋难民而设的居住区。
我帮Manu写过一封证明信，证实他在开罗的经历，所以我们经常通电话。到达德国后的第一个冬天，Manu时常感到抑郁。他讨厌那个被他形容为“同性恋集装箱”的住处。
他与五个逃离战争区域的伊拉克人共处一室。他们偷Manu放在冰箱里的食物，所以Manu后来只买猪肉制品，因为那些伊拉克人不会碰这些被视为宗教禁忌的东西。
他们全都以同性恋的身份寻求庇护，但他们同时又坚信同性恋是禁忌。有一次，Manu正准备睡觉，不小心听到了这样一段对话：
“总有一天我们得停止这样做，”其中一个伊拉克人说，“我们现在是可以享受这么做，但总有一天我们得停止。”
另一个男人表示同意。他们谈及有朝一日通过同性恋身份获得庇护后，要给自己找老婆。
“毕竟我们是穆斯林，感恩真主。”其中一人说道，“我们知道什么是对错，我们可以修正自己，但那些德国人却对于对错一无所知地活着。”
后来，营区的其他难民弄清了为什么这几个集装箱是被单独隔开的。一天下午，一名黎巴嫩难民威胁着要杀死Manu，并大声叫他khawwal（基佬）。
经历了这么多波折，走了这么漫长的路，Manu感觉自己筋疲力尽——他面临的还是一样的词语和一样的恐惧。好在Manu并没有失去他的聪明机智，他的智慧在德国比在埃及更有用处。
Manu立即向警方报告了这起事故，并以此为由向政府申请搬去独立住所的资金。经历了两个月的高强度德语学习后，Manu的语言能力能帮着他在郊区找到一处不太贵的公寓。
那个地方很小，但十六楼的景色却很棒。搬进新家的那天是Manu在那个漫长冬季里最开心的一天。
十
去年夏天，我去科隆拜访了Manu，他外貌上的改变令我惊讶。他戴着圆形耳环，身材非常棒，他疯狂地去健身房健身。
连他的举止都变得不同：更松弛，更自然，仿佛内心深处某个地方一下子就放松了下来。他告诉我，最近一个在开罗的同志朋友来拜访了他，并评论道，“Manu，你看起来更基了！”
一个傍晚，在科隆市中心，Manu指着一些明明路上无车却仍等着信号灯变绿才过马路的德国路人，说道：“我喜欢这样，埃及就没有这样的系统规则，无法无规使我抓狂。”
去年，Manu取得了他的庇护身份。德国并没有公开数据说明有多少人因为性向而获得难民庇护，但一名柏林律师Dirk Siegfried告诉我，Manu的案例非常站得住脚，他曾建议Manu不要走寻常的律师代理流程，而是直接申请庇护身份，因为他坚信Manu有能力这么做。
“他能够讲述自己的故事。”Siegfried说。在科隆，Manu找到一个叫做彩虹难民的组织，他们为他的住房申请提供了帮助。
这个组织的前任工作人员Felix Coeln告诉我，有时Manu可以比他更快地找到针对官僚制度问题的解决办法。Coeln说：“那些可以把自己安置妥当，并能很好处理自己事务的难民，通常不会有太大问题”。
但这对于阿拉伯同性恋难民而言通常会非常困难，因为他们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会遭到一定程度的创伤。Coeln提到一名伊拉克难民曾在难民营中遭遇了两次恐同袭击，但却无法离开，因为他在德国社会中无法立足。
“他就像没了火苗的火焰一样，”Colen说道，“他在这儿三年了，但连一句德语都不会。”
在科隆，Manu尽量避免与其他中东人在一起，甚至连互助小组里的阿拉伯同性恋者都不接触。“如果有阿拉伯人在我身边，我会觉得不自由。”他说。他相信这种感觉会随着时间消失。
但Manu也承认，他有时会想，为什么德国人要将自己的国家对他们这样的人开放。他经常会回想起那时同住在集装箱里的伊拉克人，谈论着有朝一日他们要如何停止做同性恋。“那是一段糟糕的对话。”Manu说道，“我希望在德国的这些年能改变他们的这种行为。”
德国有一系列帮助新来人口找工作的德语考试，Manu在第一次考试中取得了164分，而满分是165分。这让他有资格参加工作，但Manu想达到更高的语言等级，所以他开始一天上4个小时的课。
Manu最近被一个政府性质的工作培训项目录取，这项工作的职责是处理职业培训、房屋申请和其他难民相关的事务。Manu希望能为这个国家的难民系统作出自己的贡献，因为他对自己能够留在这儿而心怀感激。
Manu的语言课同学大多来自于中东地区。他喜欢政府提供给他们的隐含有意识形态宣传的课本，并且乐于看到同学们的反应。有一堂课讲述了一对同性恋伴侣，一名土耳其学生表露出反感的情绪，但其他同学对此表示了反对。
另外一次，一名长着胡子的叙利亚人说他绝不会让他的妻子摘掉头巾。而一名摘掉头巾的伊朗女性用蹩脚的德语激烈地辩论道：“这里是德国！如果你不喜欢，你可以离开。”
一个下午，我参加了一堂讨论Müllsünder（乱丢垃圾的人）的课。“它的意思是haram (被禁止的), ”这名金发德语教师说道，她用的是haram这个阿拉伯词语。然后她切换回德语，“这个词用来形容那些用垃圾做坏事的人。”
课文列举出法兰克福对乱扔垃圾的处罚事项及罚金：乱扔烟头——罚20欧；随地吐口香糖——罚35欧；乱喂鸽子的话就得罚上100欧。
“有的处罚也太重了吧。”一个伊朗女人说道。
“我觉得随地吐口香糖罚35欧不算重。”Manu说道，“一枚口香糖能在街道上留很多年。”
一名讲法语的非洲裔女性表示赞同，“要花很多时间才能…”她停住了，努力在脑中搜寻一个合适的词。
“要花很长的时间去‘融入’。”老师说道。她对大家微笑，示意这是个笑话，随后每个人都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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