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那月儿升上来

儿时，乡下的月儿，确乎真的比现今城里的圆；儿时，乡下的月儿，也确乎真的比现今城里的白。

庄稼人的日子，旱也种，涝也种；丰也收，欠也收。忙过春种、夏锄、秋收，唯有冬天的庄稼人是悠闲的，只有收获后的冬日之月才属于咱庄稼院。

初冬的夜晚，等那月儿升上来，田野、村庄和天空乃至整个宇宙，似乎都已一片沉寂。

唯有月光和我们这些孩子在喧嚣。

这一年的那一刻，我们大抵是在白色的月光下，玩着“打瓦”的游戏。“打瓦”就是把那些用废纸壳剪成的圆圆的“口扁唧”用瓦片压上，隔几米远，用薄薄的石头去“出溜”掉压在“口扁唧”上的瓦片，谁“出溜”掉瓦片，“口扁唧”就归了谁。那时，在我们这些孩子眼里，那些用纸壳剪成的圆圆的一摞摞的“口扁唧”似乎比今天我们兜里揣的百元大钞还弥足珍贵。

我们玩的兴致正浓，忽然，那喔哩哇啦的唢呐声又响了起来。其他孩子也许司空见惯了那唢呐声，仍然急头掰脸的在玩游戏，而每当那唢呐声响起，我都放弃了游戏，屏住呼吸，静静的倾听起来。

那是呜咽着的唢呐声，像春日孤单的雄猫之叫，像夏日斜阳一抹红之残，像秋日离群的只雁之翔，像冬日一株枯草在冷风里之瑟。

那唢呐声是“郭瞎子”吹出的。乡下人说，人有男女，唢呐也有公母。“郭瞎子”是男的，已经三十多岁，但仍然光棍一条。他的唢呐也应该是属于形单影只的公的。

“郭瞎子”的父亲郭老头儿大概是在临解放的时候当过一段“黑军”，就是国军收编的地方武装的散兵游勇。郭老头儿偶尔给我们这些孩子们讲他们那些“黑军”是曾经如何抓到过几个农会的干部，又如何把那几个农会干部五花大绑挖了心的。这使我们小孩子立刻想起小学课本上学到的刘胡兰的故事，想到用铡刀铡死刘胡兰的匪军，便油然对“黑军”乃至郭老头儿恨之入骨。我当时就想，为什么当过“黑军”的郭老头儿，在解放后没被枪毙呢？但据大人讲，郭老头儿虽然当过“黑军”，但毕竟是一个小喽啰，没作什么坏事，后来还投了诚，所以，不至于被枪毙。但是，已经初步具有无产阶级革命感情的少年的我，还是对郭老头儿耿耿于怀的。

同所有当时乡下的农户一样，郭老头儿生了四、五个儿子，穷是自然的。“郭瞎子”是郭家老大，天生患有高度近视，铲地几乎看不见苗，淘气的孩子便叫他“郭瞎子”。生产队为了照顾“郭瞎子”，只好让他和几个老弱病残的劳动力一起攒粪。再加上郭老头儿当过国军的不良背景，试想，像“郭瞎子”这样的男人，说不上媳妇必定是很自然的。

说不上媳妇的“郭瞎子”，就每每在冬日的夜晚，在月儿升上来的时候，吹起他那如泣如诉的唢呐，直吹的月儿也为之迷离而凄婉。

那迷离、凄婉的唢呐声和月儿，使我那颗敏感的少年的心不需要任何理由的感伤起来。这种感伤是与生俱来的那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是对于被阳光遗忘的暗夜之苍凉的遽然心悸。

村子里光棍不止“郭瞎子”一个，大约得有一个班。因为由于穷，村子里有点姿色的姑娘都想方设法的嫁到富裕一点的地方。我们的村子东头儿，住着一家被称作“下放户”的人家。曾经是城市里吃“红本粮”的上班族。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被下放到村子里。这户在城里住过的人家，和乡下人最显著的区别是，他家的那个姐姐比村子里所有的女子都要白皙。尽管那个姐姐也和村子里其他姐姐一起出田抱垄，但别人会晒的黑红，但被骄阳晒过的她，似乎晒的更加娇嫩的令人怜爱。如同飘零的花朵，整个村子的男青年都无法将她挽留，在她当婚论嫁的那年，她嫁到我们村子附近的军马场。那个军马场大概是沈阳军区后勤部专门饲养军马的牧场，占据着哈拉海湿地周边相当一部分水草丰美的地域。军马场的人们和贫苦的农村人相比，衣食无忧，特别是每天都能吃上白面大馒头。在冬日一个清冷的早晨，“下放户”家的姐姐被几辆高头大马拉着的三套马车拉着，沿着尘土飞扬的乡路，被拉往了军马场。

是日之夜，月儿如期升了起来，柔和而美丽。但是，我似乎没有听到“郭瞎子”那凄婉的唢呐声。

等那月儿升起来的时候，我们这些淘气的小孩子，喜欢在生产队的场院里，玩打仗抢占山头的游戏。我们把高高的谷草垛当作敌人的山头，大一点的孩子头儿，腰里别着木头手枪，指挥着大家往上攻。

那一年的那一天，还没等许多小伙伴的到来，我就自己早早的来到场院里的谷草垛旁。月亮在白莲花一样的云朵里穿行，我爬上高高的谷草垛，企图独自体会一下占领高地的胜利的感觉。就在我陶醉在独自胜利的喜悦之中的时候，就听见脚下的谷草垛隐隐约约有说话声。侧耳细听，是一男一女的声音。我听得出，这是村子里那个梳着分头的杜家那个也已二十六七岁的瘦小子“杜分头”和他的邻居柏家大闺女的声音。我被吓了一跳，慌张之中栽下谷草垛，慌不择路的逃之夭夭。

那时，我并不懂得青年男女在一起会有什么值得害怕的事情，我之所以逃之夭夭，是因为杜家是村子上挺令人“恐怖”的人家。上一年春天，“杜分头”的爹正在和社员们一起刨粪，刨着刨着，忽然说胸闷，扔下铁锹，撒手就倒下了，没等村里的赤脚医生到来，人就没气了。不出百天，“杜分头”的母亲在炕上守着针线笸箩做针线活，也突然俩手一撒，死了。信邪的人家说杜家是有鬼缠身的，碰到杜家人是晦气的。我当时真不明白，柏家大闺女为什么敢与恐怖的“杜分头”在一起窃窃私语。

大约过了两三个月，更令我不明白的是，村子的男男女女也时不常的远远望着柏家大闺女指指点点，交头接耳。而柏家大闺女也被她爹用皮带不止一次的抽打的痛哭不止。在沸沸扬扬的大人们嘀嘀咕咕关于“杜分头”与柏家大闺女的故事里，终于，在临近年关的一个十分寒冷的早晨，柏家大闺女让几十里外的一个粗壮的男人用几百元的礼金和马车接到了他家。

这一晚，月亮依然如期升起来了，柔和而美丽。只是，“郭瞎子”仍然没有吹出的那如泣如诉的唢呐声。

在柏家大闺女被接走的同时，“杜分头”是愈发的瘦下来。

又一年的冬日的一天，也许是这一年粮食丰收了，也许是为了响应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号召，生产队突然宣布要排文艺节目。这件事要比庄稼人过年要显得盛大。队里花钱买来了漂亮的服装、锣鼓、彩绸和脂粉等等，精心挑选了村子里有点文艺细胞的人，特别是挑选了村子里嗓子最好的一对男女来唱二人转。

李家的也已二十五六岁的高个子哥哥我们称之“李大个”的和矮小的那个我想不起来的名字的姐姐被选为唱二人转的搭档。“郭瞎子”也被选为乐队的乐手之一。为了演好这台节目，“演员”们排练了好多天。在排练期间，无论是社员、妇女、老人、孩子原则上是不准观看的。但由于三姐在节目中扮演了一个工农兵造型中的农村青年妇女，三姐每天去生产队排练的时候，我都哼哼叽叽的软磨硬泡的让三姐把我带进排练现场，终于有一天，也许是三姐扛不住我的软磨硬泡，便答应把我带进去。

排练现场在生产队队部的两间破旧的房子里。我偷偷的躲藏在排练现场的一个角落，如饥似渴的看着。

“李大个”和矮小的女搭档唱的那首二人转既不是封资修那套，也不是古代才子佳人那套，而是十分移风易俗的新作。名字我已经忘记，大概是歌唱咱农村的，但开头一句还是记忆犹新的：“葵花朵朵哟向阳开呀，啊啊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这在当时听上去十分悦耳动听。而“郭瞎子”的唢呐，再不是如泣如诉的哀怨，它会随同二人转的腔调时而高亢、时而低缓、时而欢快、时而沉静。

等我们走出排练现场时，已是小半夜。三姐也许寻思我困了早已回家，也顾不上找我，匆匆的走了，我只好自己回家。

月儿早已升上来了，是那么的明亮、皎洁。我在胆胆怯怯的回家的路上，在白白的月光下，忽然看见了唱二人转的“李大个”和他的搭档那个瘦小的姐姐的手紧紧的拉在一起．．．．．．

此时，没有唢呐，没有二胡，也没有竖琴。

远离的乡村，我坚信，你的月儿一定还比城里的圆；三十多年远离的乡村，我坚信，你的月儿一定还比城里的白。

庄稼人的日子，苦也过、甜也过；喜也活、悲也活。忙过出生、成长、死亡，也许，不会只有苦难的爱情才属于咱乡下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