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更高层次的心智模式
解决人生两大问题
在这本书里，我们首先探讨了“世界”和它的四种存在层次；随后我们探讨了“人”、人用来应对世界的装备，以及仍在何种程度上能胜任与世界的相遇。然后我们探讨了对世界和自我的认识——四种认知领域。
下面，我们还要审视的是：人生在世的意义是什么？
生活意味着应对、挑战和跟进各种环境因素，其中有些因素比较棘手，吉首的环境因素会带来问题，可以说，活着首先就意味着要去解决问题。
未能得到解决的问题，往往会带来生活的痛苦。这样的情况是否从古到今一直如此？这一点或许存在疑问，但这一点，在现代世界是确定无疑的。 向痛苦开战的部分现代战争采取了笛卡儿式的方法：“只探讨清楚、准确、能经得住任何合理怀疑的思想。因此，要以几何学、数学、量化、测量和准确的观察为基础。”我们被告知，这就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唯一的办法。这就是进步的道路，唯一的道路。只要我们放弃所有的感情色彩和其他非理性的态度，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我们生活在数量为王的时代——顺便说一句，这正是勒内·盖农的一部既晦涩难懂又重要的著作名。他是当代最重要的玄学家之一。据说数量和成本收益分析就是绝大多数问题的答案（不是所有问题的答案），尽管我们面对的是一些比较复杂的存在，比如人，或者是复杂的体系，比如社会，但还是只要花点时间收集到充足的证据，加以分析就行了。我们的文明很擅长解决问题，当今世界有很多科学家和类似科学家的人，数量比以往任何时代的加起来都要多——而且他们没有把时间浪费在思考宇宙的神奇，或者试图获得自我认知上，他们在解决问题。
说到这儿，某读者或者多少有些不安地问：“如果是这样，我们的问题岂不是要解决完了？”
答曰：现在我们有更多更大的问题，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代，有些问题甚至生死攸关。
这一特殊的处境，也许会让我们进而探寻问题的性质。我们知道存在着已经解决的问题和未能解决的问题。或许我们觉得前者算不上是问题，但是说到后者，难道还有不但尚未得到解决甚至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吗？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已经解决的问题。就以一个设计问题为例吧！
比如，如何制作双轮人力运输工具？人们提出了各种解决方案，这些方案日益汇聚，最终，一个设计方案脱颖而出——自行车。这一答案恒久流传，与世长存。因为它合乎世界的规律——无生命的自然界这一层次的规律。
我打算将这种性质的问题称为汇聚性问题，你越是理智地研究它们，这些答案就越是汇聚到一起。这些问题可以分为“已经得到解决的汇聚性问题”和“尚未得到解决的汇聚性问题”。尚未二字十分重要，因为大体上他们有朝一日终究会得到解决。一切都需要花费时间，只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时机未到而已。所需要的只是投入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研发经费，或许还需要更多的才智。
但也有很多能人准备研究一个问题，却得出了彼此矛盾的答案。它们并不会聚到一起，相反，越是澄清它们，越是强化其逻辑性。直到其中一些答案看起来刚好与另一些相反。比如生活给我们带来一个重大难题——不是双轮运输工具，这样的技术性难题，而是如何教育孩子这样的关于人的问题。
我们无法逃避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面对他，去请教众多同样富有才智的人。这些人基于可贵的直觉告诉我们，教育就是将现存文化传给下一代的过程。那些有知识和经验的人负责教，那些缺乏知识和经验的人要去学。这种意见十分明了，还暗示出这其中一定要有权威和纪律的存在。
没有什么能比这更简单，真实，合乎逻辑和直接了当了。在知识拥有者向学生传授现有知识的时候，学生一定要有纪律才能学习知识拥有者所传授的知识。换而言之，教育要树立教师的权威，学生需要纪律和服从。
现在我们换一组顾问，他们怀着最大限度的关切研究过这个问题，他们这样说道：“教育无非就是提供便利条件，教育者就像一个好的园丁，他专心营造良好，健康，肥沃的土壤，让幼苗长出茁壮的根，汲取所需要的养分。幼苗会按照他自己的存在规律生长，这种规律的微妙程度远远超出了人类的了解，当他能够自由自在地选择自己所需的养分时，他就能成长得最好。”换言之，教育在第二组人看来，需要建立的不是距离和顺从，而是自由——最大程度的自由。
如果第一组顾问是对的，纪律和服从是好事。那么，按照完美的逻辑就可以说，如果某种东西是好事，那么就多多益善。按照这种逻辑，也可以得出结论：完美的纪律和服从是完美的……学校就会变得形同监狱。
另一方面，我们的电阻顾问主张在教育中，自由是好事。如果真是这样，如果更多的自由，会更好；完美的自由，会带来完美的教育效果的话，学校就会变成一个乱七八糟的地方，甚至有几分疯人院的感觉。
自由和纪律/服从——刚好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现实情景下，要么是这样，要么是那样。要么是照你愿意的做，要么是照我说的做。
逻辑帮不了我们的忙，因为逻辑坚持认为：如果一件事为真，那么它的反面就不可能同时为真。逻辑还坚持认为，如果一件事是好的，那就多多益善。但我们所面对的这件事，也是一个非常典型，也非常简单的问题，我将它称为“发散性问题”。这类问题并不服从寻常的直来直去的逻辑，它表明——生活要比逻辑更复杂。
最佳教育方案是什么？这句话简明扼要地提出了一个完美的发散性问题。答案众说纷纭，越是合乎逻辑，一以贯之，他们的分歧也就越大。一方面是自由，一方面是纪律与服从，没有办法解决。但有些教育者要比其他教育者更出色，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向他们请教，不失为良策，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哲学困境解释给他们听，这种理性的方法或许会把他们激怒。他们或许会说：“看呐，这种方法对我来说未免聪明的过了头，关键在于你必须喜爱那些糟糕的小事。”
爱、移情、神秘参与、理解、同情，这些能力要比实施纪律方针或自由方针所需的能力更加高超。要运用这些高超的能力或力量，让他们随时都能派上用场，而不只是偶尔才有的一时冲动。这就需要更高层次的自我意识的作用，这样才能造就出伟大的教育家。
教育问题给出了发散性问题的经典示例，zheng'zhi问题，也是一样，在这个领域，经常遇到的一对矛盾就是自由和平等。但实际上，自由反对，平等平等，反对自由。因为若是对事情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就会出现强者欣欣向荣，弱者受苦受罪的局面，平等自然也就无迹可寻了。另一方面，推行平等就要限制自由，除非有更高层次插手干预。我不知道是谁提出了法国大革命的口号，但他准是一个见识不凡的人踏向自由和平等，这对在通常逻辑下不可调和的矛盾里，加入了第三种因素——博爱！这种力量来自更高的层次。我们怎么知道它来自比平等和自由更高的层次呢？因为平等和自由可以通过以强制力为后盾的立法活动来建立。但是博爱是一种超出任何机构管辖范围，超出操纵层次的人类品性。
它可以实现，也经常实现，但只能由个人通过他们本人高尚的道德力量和能力来实现。总之就是靠变得更好来实现。“怎样才能让人变得更好？”这个问题常常被人们问到，但让人变得更好，这种想法属于操纵的层次，也就是存在着矛盾，并且不可调和的层次。
一旦我们承认在人生道路上存在着汇聚性问题和发散性问题这两类不同的问题，我们就会提出另一些非常有趣的问题：
我如何辨别某个问题属于哪一类别？
二者的区别何在？
两类问题的解决方案有哪些？
存在着进步嘛？
解决方案会越来越多嘛？
要尝试解决这些问题，无疑需要做许多更进一步的探讨。
咱们先从辨别问题开始谈起吧！
如前所述，汇聚性问题的解决答案倾向于融合交汇变得更加精确。这些答案可以得出，最终结论可以用操作指南的方式写下来。一旦找到了答案，问题就变得无趣了。一个问题一旦解决完毕，就变得死气沉沉了。运用这种解决方案，不需要任何高级的能力——挑战不复存在，任务也完成了。
不论是谁运用这种解决方案，都可以保持相对被动；他是一个接受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得到某些东西不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汇聚性问题涉及的是这个世界无生物命的一面，操纵活动可以畅行无阻，人可以充当主宰和拥有者。因为在这些问题上，我们贴上生命、意识、自我意识标签的这些微妙高级的能力并不存在，并没有将问题变复杂。
一旦这些高级能力的干预达到了重要程度，这个问题就不再是汇聚性的了。因此，我们可以说汇聚性问题，也就是不涉及生命、意识和自我意识的所有问题。也就是物理，化学，天文学领域几何与数学等抽象科目或者棋类游戏等领域内的问题。
在处理更高存在层次的问题时，我们可以期待的是发散性，因为不论其程度有多低，自由和内在体验的要素都出现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会看到一对对的矛盾普遍存在。这正是生命的标志。成长与衰朽，成长因为自由而兴旺（这里指的成长是健康的成长，因为病态的成长其实是一种衰朽），而衰朽和瓦解的力量，只有通过某种秩序才能抑制。这些基本的矛盾成长与衰朽，自由与秩序，在有生命、意识和自我意识的情况下都会相遇。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正是一对对的矛盾，使得一个问题去发散，而成对矛盾的消失，则确保了汇聚性。
同样容易观察到的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可以称之为实验室方法。它包括消除所有不可控制的，或者至少是无法准确测量和无法容许的因素。剩下的部分不再是真实的生命，没有了生命的不可预测性，只是一个孤零零的系统，伪装成了汇聚性的。因此，原则上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与此同时，汇聚性问题的解决方案证明了这个孤零零的系统的某些内容，但丝毫也证明不了系统之外和比他层次更高的内容。
我说过解决一个问题，等于是消灭一个问题。消灭一个汇聚性问题，没有什么不妥，因为汇聚性问题涉及的是生命、意识和自我意识已经消逝后的事物。但发散性问题 能够、且应该被消灭吗？（“最终解决”这个词依然可怕地回响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耳畔。）
发散性的问题不能被消灭，因为他们不能靠建立正确的公式，这样的方式来解决。但是他们可以被超越。一对矛盾，比如自由和秩序，在日常生活中的层次是对立的。但在更高的层次，真正的人的层次就不再是对立的了，因为此时自我意识会发挥出恰当的作用。那个时候爱与同情，理解与移情，这些高等的能力就会变得随时可用，不再像偶发的冲动那样简单，而会变成一种常规的，可靠的源泉。矛盾不在对立了，他们就像一起和睦地躺在圣希罗尼穆斯的书房里的狮子和羔羊一样。
当更高的力量出现时，矛盾何以会停止对立呢？当博爱出现时，自由和平等何以停止了彼此对立，变得调和一致呢？这些不是逻辑问题，而是关乎存在的问题。存在主义声明，他主要关注的就是体验作为证据必须得到承认，这话暗示着没有了体验就没有了证据。当更崇高的力量，比如爱与同情介入室时，矛盾就被超越了。这不是能用逻辑术语讨论的问题，只能由一个人的切身体验来经历（存在主义一词，即由此而来）。比如说一户人家有两个大儿子和两个小女儿，他们自由自在而且平等，并未因此而受损，是因为手足之情控制了大儿子们对优势力量的运用。
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充分意识到这些矛盾的存在。我们的逻辑思维不喜欢他们，因为逻辑思维往往按照非此即彼或非对即错的原则来运转，就像计算机一样。因此，在任何时候，他都想为矛盾的一方单独效力，这种片面性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更明显的失实和失真。甚至还会让头脑突然转变立场，而且本人往往还没有察觉。他就像钟摆从一侧摆动到另一侧，每次都有一种重新拿定主意的感觉，要不然头脑就会变得僵化死板，固守在矛盾的一方，认为现在“问题解决了”。
在这些成对的矛盾中，自由与秩序，成长与衰朽最为常见，他们给这个世界带来了紧张对立，这种紧张与对立会让人变得更为敏感，自我意识更加强烈。如果意识不到人的所有所作所为中都有这些成对的矛盾存在，就不会真正地理解人。
在社会生活中，既存在着对公证的需求，也存在着对仁慈的需求。托马斯阿奎纳说：“有公正而无人，此事残酷，有人辞而无功，正是灭亡之母。”这话十分清晰地辨明了一个发散性问题。公正是对仁慈的否定，仁慈是对公正的否定。只有更崇高的力量——智慧，才能调和这对矛盾。问题无法解决，但智慧能够超越问题。类似地，社会需要稳定和变革，传统和革新，公众利益和私人利益，计划和放任，秩序和自由，增长和衰朽。在每个地方社会的健康都取决于同时采取矛盾的活动，追求矛盾的目标。采用最终解决的方式，意味着对人性签发了死刑判决，要么意味着残酷，要么意味着灭亡，或者同时意味着两者。
发散性问题让逻辑思维感到不快，逻辑思维希望导向矛盾的一侧，以此来消除紧张关系；但这些问题挑衅，刺激并打磨着人的高的能力。没有了这些能力，人不过是一个机灵的动物而已。拒绝承认发散性问题的发散性，会让这些高等能力一直处于休眠状态，陷入萎缩。这时，这个“机灵的动物”很可能就会毁了自己。
因此可以这样看待和理解人生：
人生就是一连串不可避免会遇到的，并且必须以某种方式来解决的发散性问题。只靠逻辑和理论的理性，很难驾驭它们。可以说，这些问题充当了一种拉伸器具，用以培养完整的人。这意味着，它们发展的是人超越逻辑的能力。所有传统文化都把人生看成是一所学校，它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看出了这种教导性的影响力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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