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找热闹的地方容易，寻清静的地方难；找繁华的地方容易，寻拙朴的地方难，尤其在大城市的附近，就更其为难的了。
村子并不大，屋舍仄仄斜斜，也不规矩，像一个公园，又比公园来得自然，只是没花，被高高低低的绿树、庄稼包围。在城里，高楼大厦看得多了，也便腻了，陡然到了这里，便活泼泼地觉得新鲜。先是那树，差不多没了独立形象，枝叶交错，像一层浓重的绿云，被无数的树桩撑着。走近去，绿里才见村子，又尽被一道土墙围了，土有立身，并不苫瓦，却完好无缺，生了一层厚厚的绿苔，像是庄稼人剃头以后新生的青发。
村人十分厚诚，几乎近于傻昧，过路行人，问起事来，有问必答，比比画画了一通，还要领到村口指点一番。接人待客，吃饭总要吃得剩下，喝酒总要喝得昏醉，才觉得惬意。衣着朴素，都是农民打扮，眉眼却极清楚。
巷道里，总见她们三五成群，一溜儿排开，横着往前走，一句什么没盐没醋的话，也会惹得她们笑上半天。
而我，是世上最呆的人，喜欢静静地坐地，静静地思想，静静地作文。村人知我脾性，有了新鲜事，跑来对我叙说，说毕了，就退出让我写，写出了，嚷着要我念。我念得忘我，村人听得忘归；看着村人忘归，我一时忘乎所以，邀听者到月下树影，盘脚而坐，取清茶淡酒，饮而醉之。一醉半天不醒，村人已沉睡入梦，风止月瞑，露珠闪闪，一片蛐蛐鸣叫。我称我们村是静虚村。
——《自在独行》之《静虚村记》
读陈继儒的小品，陈先生恐怕在世时也多受骚扰，曾想去作隐者，但他说：“隐者多躬耕，余筋骨薄，一不能；多弋钓，余禁杀，二不能；多有二顷田，八百桑，余贫瘠，三不能；多酌水带素，余不耐苦饥，四不能。”我同陈继儒一样，我可能者，也是“唯独处淡饭著述而已”。但淡饭几十年一贯，著述也只是为了生计和爱好，独处竟如此不能啊！
想想从事写作以来，过几年就受冲击，时时备受诽谤，命运之门常被敲打，灵魂何时有过安妥？而家居之门也被这般敲打不绝，真是声声惊心。小儿发愿，愿明月长圆，终日如昼，我却盼永远是在夜里，夜里又要落雪下雨，使门永不被敲打。
但这怎么可能呢？我还要活的，我还有豪华的志向，还有上养老下哺小，红尘更深，我的门恐怕还是不停地被人敲打。我的命就是永远被人敲门，我的门就是被人敲的命吧。有一日我要死了，墓碑上是可以这样写的：这个人终于被敲死了！
——《自在独行》之《敲门》
明代学者章溢早就说过：“乐与苦，相为倚伏者也，人知乐之为乐，而不知苦之为乐。”
面对学生爱的回报，作为呕心沥血的班主任，我们会感到由衷的欣慰：也许我们的月收入远不及那些“个体摊”上的买卖人，但我们从事的不仅是太阳下最高尚的职业，而且也是地球上最幸福的事业！因为我们拥有几十颗童心，这是何等优厚的精神财富啊！
班主任绝不应该是“警察”或“保姆”，而应是真正的“人类灵魂工程师”，只要我们善于思考、勤于实践、勇于创新，就会比单纯的任课教师取得更丰硕的教育科研成果。当然，还必须说明的是，从事德育研究与从事教学研究并不是矛盾的，二者往往互相促进、相得益彰。从苏联杰出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到中国优秀的教育家魏书生，都说明真正的教育家，既会教书又会育人，仅仅凭学科教学而成为教育家的，几乎没有！
作为教师，永远面对的是朝气蓬勃的脸庞，这多么令人欣喜；作为班主任，永远面对的是晶莹的童心，这多么令人骄傲；作为教育科研工作者，永远面对的是挖掘不尽的宝藏，这多么令人自豪！献身于这平凡而崇高的事业，一切辛苦都是甜蜜的。正如青年马克思所说：“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我们就不会被任何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我这样做班主任》之《班主任的甜蜜“苦差事”》
在学校工作的30年，使我发现了在我看来是一个重要的秘密——也可以说是一条特殊的教育学规律：到了中年级和高年级，就出现学业落后、成绩不良的现象，这主要是因为学生在小学的时候，没有把那些好像是知识的“地基”的基础知识牢固地保持在记忆里，达到牢记终身的程度。
在童年时期，记忆是很灵活、很敏感的，如果你善于使用它，不使它负担过重，它就会成为你的第一个助手。学生在早年记住的东西，常常永远不会忘记。
学生到了中年级和高年级时，不要再让单调的运算塞满他们的头脑，而应当把尽可能多的智慧精力用到创造性劳动上去。
——《给教师的建议》之《把基础知识保持在学生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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