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在可以感同身受了吧。但我反而有一阵子没联系她了。她们说我通透，而今我明白那时我只有居高临下的虚假共情。无分别是一种太难抵达的境界，简直可以成佛，于我，这辈子终究只能心向往。
过去时光里无数相关的细节，那些或沉入黑洞或升往长空的情绪，统统压瘪在我记忆的西北角，它们是一层灰色的滤镜。“灰色是一种值得信赖的颜色，比黑、白更好，更真实，更常见。”她说，眉眼笑着。她笑着，像一朵向日葵。
她已经老了。特别是得病过后，她脸上的皮肤很快松弛了。万幸的是，很多人吃内分泌药脸上长斑，她没有，她脸上的皮肤还如得病前那样白皙。“你看，你不是恢复得很好吗？和健康人没什么两样。”有友闲唠。“你们是空气，我是霾，怎么能一样呢？”她中文系毕业，说话喜欢类比。
她曾经非常喜欢喝红酒，朋友圈里经常发的都是她家先生从某个国家带回来的红酒照片，高脚杯底浅浅一层红酒，铛铛，两个瓶子向对方倾斜。偶尔，她也会晒自己酿的红酒，从到乡下的圩场找野生葡萄，再到回家洗、摘、晾，一直到一层葡萄一层冰糖挤压到大玻璃罐里发酵。她有意无意地在照片背景显示自己的车标、家里的阿姨、院子里的草坪和雕塑。我知道，她在晒红酒，更在晒她的幸福。
可很长一阵子，她从朋友圈里消失了。我知道，我知道，她设置了朋友圈分组可见，还设置了朋友圈三天可见。她希望自己在别人眼里是完美的，她也曾认定自己的生活趋近完美。疾病猝然而至，绝望时刻笼罩着她。医生对她说，你这病理分型想死都没那么容易，好好活，几十年不在话下。但不安像胸壁的伤疤，一直贴着她，她摆脱不掉它们。“十公分长的一只蜈蚣趴在你的身上，如果是你，你还能淡定吗？”她问。那是她患病两年之后。在这之前，即使对最好的朋友，她也从未提及那场她自称让她“残缺”的手术的细节。
三年以后，确认我和她患上了同一种病，在医院的病床前，她撩开上衣，让我看她的伤痕。“其实，没那么可怕，也没那么丑。”她说。我去摸那根线，用五根手指，弹钢琴般体会那根线与周围组织的细微差别。胸壁下的一根骨头鼓起来，她说蜈蚣在爬山。我反驳，根本不是蜈蚣，只是一根线。她说，三年蜈蚣瘦成一条线，往后最好瘦成一条闪电。仔细看，那道疤痕还真的比周围的皮肤显得更白，像一道光。
都过去两年了，应该恢复九成了吧。但她说自己的抑郁反而更严重了，老是觉得“空茫”。我觉得“空茫”是她自造的一个词，意思应该约等于薛定谔《生命是什么》里的 “负殇”。这本书还是我借给她的。做完手术她说自己一晚难得睡着一小时，脑袋里四万八千个念头，永远千军万马在干仗。当时我包里正好有这本书，就掏出来放在她床头。我还随意推荐她读《相约星期二》，让她把《心经》背下来。结果她告诉我她只读完了薛定谔的书。她由薛定谔的书联想到自己的病。她说，这个世界的组成，大分子是有序的，小分子是无序的；相对的，人体就是个大分子，身体里的细胞就是小分子。大分子的有序战胜小分子的无序，生命存在；大分子的有序败于小分子的无序，生命消逝。“生命的演变过程就是一个负殇过程，万物最终归于虚无。我的无序的癌细胞很快要战胜我的身体了，我很快要消失了。癌细胞是贪心的不想死的细胞，结果要把宿主弄死。”她说。她越陷越深，与我希望她读完书能稍微解脱的本意背道而驰。
我让她一定读一些经书，或者到网上去找一些经书来听听。读了费勇《心不累的活法：心经修心课》，她把家里的葡萄酒翻出来，未经先生同意，到处送。她不再期待先生推掉应酬回来陪自己，而是极力主张他如常生活，鼓励他每周三次雷打不动到体育馆游泳，有学术活动有展览有会议安排时该开会开会该出国出国。
她持续平躺、大眼圆睁。确诊前所有的日子，排山倒海地向她涌来。过去时光里那些幸福的事物，一直在意识的最深处，显得现在的她是多么的卑微而无能。即使在和从国外回家探望自己的儿子相处的幸福时刻，内心深处，情绪的阴霾也时隐时现。她破了自定的戒，作势去抢儿子带回的美国巧克力，大口嚼手工牛轧糖，仍无法去除那枚抑郁的黑痣。没做手术前，她怨恨老天爷对自己不公，觉得自己没做什么坏事，为什么老天爷要让自己面对生死考验，但现在，她把自己的病归于“活该”。喝酒，吃肉，熬夜，晚育，抹过多的化妆品，染发烫发，生了孩子几乎没喂奶，喜欢在外吃饭，这些都是她找到的自己确信的与患癌的关联。
“你多么幸福呀，先生事业有成，儿子帅气优秀，你应该能很快走出来才对呀！”现在我知道，说这些话的我，并不真正了解她的内心。我试图让她释怀的说辞，却更加深了她的负罪和懊悔。她在网上搜索，无意发现“病耻”这个词，就像在书本里学习了火车这个词又在图画里认识了火车却第一次见到火车的孩子。她把“病耻”写在笔记本儿里，用水性笔一笔一划地练，一页一页地练。她盯着一排排的字，感觉越看越陌生，越看越觉得这些字像一排排的爬虫。她到先生的床头柜去找打火机，把笔记本拿到阳台，在一个不锈钢盘里把它烧掉，灰被冲进了厕所。
二
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我打电话告诉她，我也患乳腺癌了。她不相信，斩钉截铁地说，应该是医生弄错了。我确认是真的，活检报告就在我手里。结果她竟然大哭起来。她不安慰我，只是哭，引得我倒还安慰起她来。哭够了，她擤擤鼻涕，说，你别动，我到医院来找你。半小时后她来到医院。在医院的病床前，她撩开上衣，让我看她的疤痕。“看看，可怕吗？丑吗？”她盯着我，问。 “其实，没那么可怕，也没那么丑。一条线而已”，没有停顿，她很快自问自答。“可怕又能怎么样呢？我的肉身和我合为一体，我能拿她怎么办？”，“人都是一截一截地活的，庸常的人生，苦乐交替，我又怎能要求我的日子都是乐的呢”，靠着病床，我说出三年前安慰她的道理来安慰自己。她不说话，只是盯着我，就像盯着三年前的自己。
过去那么多的时光里，我发心常与她联系，期待拉她走出心理的阴霾。而今，我与她共处一片黯淡的天空，终于可以同病相怜了。她给我送来骨头虫草汤。“多喝点，多喝点，多喝点才有力气把癌细胞赶走”，说话时，她的脸上现出难得的光。她带来《梅奥拯救乳房全书》、《生如夏花》，书里夹着心形的书签。“这病，想死，也没那么容易”，她说，用她主治医生的口吻，掷地有声：“好好活！” 她发了一个朋友圈，显示的是骨头虫草汤的图片，要求我给她点赞。
我们的身份似乎有了天然的转换。我很快施行了保乳手术，她们赞我坚强。我却知道这只是面对困境时的本能对抗。大病理结果出来了，我需要八次化疗，二十五次放疗，五到十年内分泌药物治疗。她的病理分型要比我好很多，当年全切手术后直接内分泌治疗，免除了化疗、放疗。“你看，不管你怎么惨，总还有比你更惨的” ，我和她开玩笑，“你连化疗都不需要做，而且已经康复三年了，多好呀。我化疗很快会掉头发，等你看到我的光头，你的抑郁会一扫而光的！” 她乜斜我一眼，怼道：“你看得多淡呀！”
我真的看淡了吗？她们总这样说。但我终于知道，很多时候，云淡风轻只是理念世界的一种境界，实际生活中，常人终难抵达。确诊后漫长的岁月，疾病的隐喻一直横亘在那里。即使能有快乐的时光，那因疾病而起的阴霾仍可能随时蔓延开来——它们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在她得病初期，我应该劝说过她，让她凡事看淡一些，这样才能少一些困扰。我还让她不要把乳房看得太重，因为切除乳房和割掉一截盲肠本质上并无区别。那时我确实是这样想的。翻看得病前的日志，里面确实有一个似乎透彻的自己。我过得朴素、平和、宁静，自认注重精神超过注重物质，关注灵魂胜过关注肉身。而现在，我终于深刻理解了“肉身是灵魂的牢笼”的实相，也体悟了“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隔膜。
活检的时候医生用一个粗针从肿块里取出丝状腺体，一根、两根、三根。虽然打了麻药，但我仍可感受到一个异物在自己的身体横冲直撞。医生把取出来的腺体放到一个提前装着药水的袋子里，让护士送到病理科。之后，伤口被医生用长长的纱布绑起来，纱布绕过后背，胸部被压得平平的，呼吸受到极力压迫。手术时先行麻醉，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全身麻醉，医生应该是从我左臂的留置针给的麻药，就像有一阵浪从我的左侧涌过来，才到胸口我就失去了知觉。术后不久开始第一次化疗，化疗之前往健侧手臂放置PICC管，40多厘米长的管子从左臂的血管直通心脏的大静脉，为的是避免化疗药物对小血管的伤害。护士让我不要紧张，说打了麻药一点儿也不疼，但我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我的肌肉一直紧张着，直到十几分钟后护士宣告置管成功。伤口的外面留下了几厘米长的管子和一个输液头，它们被一块透明的膜盖住，最多一个星期要到医院冲管换膜换输液头，否则容易引起血栓或者感染。
肉身以它的方式宣告自己的重要性！红色的化疗药水通过给药泵进入到血管里，我可以想象药水在自己的全身游走，它在阻断快速生长的癌细胞扩张的同时也杀死了同样快速生长的好的细胞。我的化疗反应不算是最严重的，但失眠、呕吐、脱发、口腔溃疡、乏力这些症状还是如期而来。好在日子不会停滞，不管怎样，时间都在一点一滴的溜走。回过头来看，八个周期的化疗竟然过得挺快的。最后一次化疗结束，护士把PICC管从我的身体里拉了出去，伤口渗出一小块血，另一个护士快速的用棉签压住了。疼呀！我喊。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从确诊到化疗结束，我还没为我的病流过一滴眼泪。我告诉她，我特别想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她说想哭就哭呗。我说我哭不出来，她看着我，问，要不要我替你扇自己一大嘴巴子？我转脸向着她，来吧来吧来吧，扇我个大耳刮子吧！求你了。她笑了，我却看到了她眼里的泪。
“我能跟你说让你把这事看淡点吗？”她问。我笃定地回答：“当然！你当然可以把我跟你说的话还回给我，不收你的利息。” 她笑着，悄悄用手背抹掉随笑声而来的眼泪。医生说她的抑郁是“微笑抑郁”，在我得病之前，她从没在我面前掉过泪。但自我确诊之后，她在我面前总是笑了哭，哭了笑。
三
日子一寸寸的在过，生活的浪一阵阵地打过来。化疗结束不久，我开始了放疗。隆冬岁月，我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坐车到医院去排队放疗，她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海滩上给我发来信息。她说她体会到了久违的不紧绷的快乐，失眠状况也改善了不少。“这里没有人认识我，没人认识的感觉真好”，微信里，她给我发来穿着泳装的照片，一条漂亮的沙丽耷拉在前面遮住了她的胸。
我了解她，也能理解她。她曾经如此骄傲，正如她曾经那样地自卑。
她跟我说过童年的遭遇，她的父亲是文革中在两个不同派别武斗过程中被人胡乱打死的。“我的母亲，一个三十多岁的少妇，拉着木板车去给自己的丈夫收尸。偌大一个县城，没有一个人出来帮忙。母亲带着我和九岁的哥哥，把父亲拉回乡下老家，挖了一个土坑，直接就埋了，甚至连张席子都没找到来卷一下！真正的孤儿寡母的痛呀！”，顿了一下，她旁若无人地盯着远处，说，“你不会懂的。” 多年后，她终于逃离了那个小县城，她把母亲接到自己身边，她甚至亲自给母亲张罗了一门亲事。对不熟悉的人，她总模棱两可地让别人误以为继父是她的亲身父亲，她希望别人认为她成长于一个完整的家庭。那是她认可的完美，即使虚幻，也能满足她内心的渴求。她精心地构筑完美的一生，即使明知那是空中楼阁。
如果不是患了癌症？她假设。
“为什么是我呢？为什么不能是我呢？”她无法停止地交叉诘问，提问的对象是无尽的虚空。深夜，丈夫睡着了，她一个人轻轻地走到客厅，看着对面两栋楼星星点点亮着灯的窗户，有时候胸闷的厉害，有风，她深深地呼吸。“胸口闷得难受的时候，我想过自己用刀把它划开”，她跟我说……她曾经用没有开瓶的红酒瓶砸过自己的脑袋，砸了几下，却再没勇气，最后连把酒瓶砸在地上的冲动都莫名消散了，兀自瘫坐在地上大哭起来。
也许，追求完美的潜意识投射在身体上形成了最深刻的病因。不完美的人生对于她来说是一种羞耻。相对于已经逐渐稳定的身体上的疾患，这让人无法摆脱的“病耻”，似乎更加难以痊愈。啊！完美，多么美好的一个词语。可是，这的世上真的有完美吗？到哪里找得到完美？想到这，忽然来了一阵冲动，我摘下厚厚的毛线帽，拍了张光头照发到朋友圈。我想说，人生没有完美，但不管如何，我们都得迈步向前。
她从炎热的多米尼加共和国给我打来电话。你为什么要告诉别人你生病了呢？你为什么要告诉别人你患了乳腺癌了呢？你应该把这些不便告人的事情隐藏起来呀！你已经是作家了呀，你应该爱惜自己的名声啊。她生气地说着。你戴着假发不是挺好的吗？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光头照发到朋友圈呢？你觉得朋友圈的都是朋友，都会关心你吗？没几个人会关心你的，大多数的人会看你的笑话。你怎么那么幼稚呢？还不赶紧把照片删掉。她给我指示。我无言以对。
得病后，除了家人和最好的朋友，她一直瞒着自己生病的事实。实际上，大多数的人都知道她患了乳腺癌，人家只是心照不宣而已。基于对人性的最基本了解，我理解她的选择，但我自己秉承的原则是不刻意伸张也不刻意隐瞒。我不能说自己完全不在意别人的看法，但相对于完美，我更看重真实。我坚信每个人的人生都是苦乐交替的，更多的时候，甚至苦多于乐。频繁来往于医院，我见证了太多的病痛与苦难，我看到了太多比我活得更苦的人。我并不认为那些比我苦的人更可怜，正如我不认为那些比我健康的人更值得羡慕。所有的人都是可怜的，以前我不了解这点，现在我有了深刻的体悟。我曾经是健康的，尽管身边不断有人罹患疾病，甚至是癌症。曾经我以为这些都是别人的事，而我，这辈子定会健康地活到老。我看不见健康里隐藏的疾病，正如我看不到生里面隐藏的死。
现在，我终于看到了。当我看到别人的不幸，我不再觉得它们与我无关，我应该感到庆幸，我看到了这个世界无处不在的关联。我不知道该如何向她表达我的感受，地理上的巨大空间也阻隔着我们，我想我应该的等待更合适的时机再和她交流。我告诉她，前面还有两个人就到我放疗了。她说，这次度假回国后她打算申请移民了，“这应该是对我最有效的药，能够治好我的病耻”。
广播里在叫我的名字，我和她说了再见。从候诊室快步走向放疗间，除去上衣，平躺在X射线机器中间，我默念阿弥陀佛，希望我和她都能天助自助。
四
一个面目狰狞的木头小人，这是她从多米尼加共和国给我带回的礼物。小木头人做工异常精细，卷曲的头发扎成小辫，黑色肌肤上的汗渍隐约可见。“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这个小木头人能给你带来好运”，她把那个非洲小人放在我的书架上，“你不觉得她奇特的表情里有隐隐的可爱吗？”她问。她终于不再一味追求外表华美的事物了，那些她以前会自动屏蔽的一些东西，突然很自然的进入了她的生活。那一瞬间，我忐忑不安的心终于像石头一般落了地，我想我不必过多地为她担心了。
二十五次放疗结束，她陪着我开车回老家看望父母。“我喜欢你的老家，因为这里和多米尼加一样，没人认识我”，她说。我们坐在堂屋里烤火，把糍粑放在火钳上加热。糍粑鼓起来，皮被烤的焦黄，一股清香，是城市里没有的味道。我和她谈起童年，我告诉她，小时候我常站在院子里望着远处的山，想象山外的世界，内心有一种荒芜感，很害怕一生就圈在大山里。“我的童年和你的童年何其相似”，我跟她说。她看着我，似乎觉得诧异。
是真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更多地看到了世间万物相同的一面。我们有着不同的父母，不同的童年生活，可是我们的生活何其相似，人类的生活是何其相似！我们的一生都在不断地逃离吗？我们逃离的是某一个地方，还是一种无法名状的恐惧？与生俱来的恐惧，最重大的应该就是关于死亡。我们都知道生里面带着死亡，但我们不愿意被任何事提醒自己是会死的，我们大多数时候拒绝谈论关于自己的死亡，我们不喜欢把“死”这个字眼和自己鲜活的生活联系起来。如果我们说到死，往往只与别人有关。那只蟑螂被我打死了，几千公里外的一个地方发生海啸或者矿难，死了几十个人，或者是车祸、坠机。
“明天和意外，我们永远不知道哪一个会先来”，这句话在网上已经被人引用烂了，它是真的，解释了一种实相。但大多时候我们都只是说说而已，从心理防御的角度，我们也更愿意想象意外只会在别人的生活里降临。
即使发生了意外，大多数人也都还在好好地活着，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波澜不惊。这样的事实之一，是父母并没有因为我患病而过分焦虑，他们看到精神尚可的我，又看到患病三年后仍活蹦乱跳的她，释然了。年近八十的他们白天下地种菜，或者在桂花树下闲聊，晚上他们在一楼的堂屋看电视，困了就走到房间里躺下。他们一人一间房，房门并排着，父亲的房间里呼噜声山响。深夜，她在二楼靠南的房间看书，母亲起夜上厕所，看到二楼的房间还亮着灯，爬上楼来，隔着门对她说:“你真的是好了伤疤忘不了疤呀！”她不敢吱声，赶紧把灯灭了，上床睡觉。
“真是到了那个节点了，阿姨的一句话一下子点醒了我。哦，不对，应该是点睡了我”，第二天，她一早醒来，跑到我的房间，兴奋地和我说话。她说她猛然意识到伤害自己的其实是对事物的想象。
“除去对死亡的恐惧，死对我意味着什么？”她问。
是啊，除去对死亡的恐惧，死对我意味着什么？向死而生的这趟旅程，如何触及生命的意义？
没有人能长生不老，为什么我们不能从这实相中得到醒悟？
木心说的，人时时要怀着死的恳切。
让疾病和死亡变得亲近，而不是一味地抗拒，也许是我们这辈子最重要的功课。
“不要再执着了。”她跟我说，也是跟她自己说。
北风呼啸，她拿出手机，要求我把帽子脱掉，和我自拍了一张照片。“祖国山水美不美，美！”，她对着手机镜头大喊，并要求我跟着她大喊。
“从头再来！”配了四个字，她把照片发到自己的朋友圈。
她给我把帽子扣上，反复叮嘱我，天冷，注意保暖，一定要记得戴着帽子，以免着凉了。
20181230桂林
20190119修改
20190430完善
20191102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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