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养老金制度是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这个制度的特点跨代进行统筹,现收现支——我们现在交的养老金，养的是我们父母这一代；我们今后的养老金，是由我们子女一代负担的。这一本质不同于我们很多人的认知，在大多数人看来，老年领取的养老金，就是自己年轻时缴交的养老金。而真实的情况是，养老金统筹的实质是我们领取的养老金绝大部分来自于下一代的现交。
那么问题来了，有的家庭生育子女多，有的家庭生育子女少，甚至没有子女，未来的养老金应该怎么兑付？按照现在的统筹模式，退休时获得的养老金和你有没有子女是无关的，这就意味着不生小孩的人是靠别人家的小孩“供养”的。在小孩抚养成本越来越高的今天，让抚养小孩多的家庭在社会再分配中多分配一点不应该吗？如果一个制度隐含着“惩罚”多劳者的安排，最后大家都不付出，结果是所有人都会被“惩罚”。
我国在1993年也开始引入养老金个人账户。但在现实中，即使个人养老金没有违约，能完全兑付，也不能实现有尊严的养老。
设想一下我们父母工作时每个月交的几百块钱，在当时完全可以衣食无忧，但如果现在还是按照当初约定每个月发几百元，那就会连最低生活保障都达不到。我们上一代如此，我们也会如此。如果我们一直拿着工作时交付的养老金额度，养老就是一个走向贫困的过程。
这还不是一个通货膨胀的问题。就算今天的猪肉、蔬菜、水电价格完全不变，市场上新出现的手机、4G、地铁……这些新产品我们用不用？这些并不是奢侈品，甚至是生存的必需品，而我们当初缴交的养老金并没有为这些新增消费做准备。
实际上也无法准备，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当时要按照未来的高生活标准，向私人账户缴交异常高的养老金。富人可以购买各种保险，但大多数家庭是负担不起如此高额的养老金缴交的。这也就意味着一定的代际统筹无可避免。那种以为人口减少，人均资本就可以增加并以此致富的场景，在一个孤立的经济循环中根本不会出现。
根据美国教授杰里米·J·西格尔的统计数据，拉长周期来看的话，1801年的1美元在210年后只值5美分，也就是说通货膨胀在过去210年的时间里侵蚀掉了95%的现金购买力——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养老金大部分在股市里。
中国社保、养老金进入资本市场有严格限制，中国的核心资本市场不是股市而是房地产市场，但养老金很难持有房地产形态的资本，这就决定了中国依靠个人养老金账户追上财富增长是不可能的，也意味着一定的代际统筹不可避免。
这个意义上，缴交养老金是在尽赡养义务，养孩子才是在投资自己的养老。既然是集体养老制度，个人生育就不是一个无关他人利益的自我选择，生育就是为集体养老制度里所有人投资，不生育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占有其他人的投资。
那么今天投资多的人在未来分享社会财富的时候，是否有资格多分一点呢？我们这一代是人口高峰，相对于人口较少的上一代，我们可以提高父母一代的养老金发放标准，然后通过代际统筹弥补养老金缺口。而一旦我们的下一代人口开始递减，新就业人口就要大幅度提高缴交标准才能养活我们，否则，就要通过举债弥补缺口。
如果他们的下一代人口继续减少，债务就会陷入庞氏循环——这就是发达国家养老金制度里所发生的，大家一方面指责政府过度举债，一方面不肯降低养老金，那是不是应该鼓励一下那些投资未来较多并供养我们的家庭呢？
如果个体收益占集体份额很小，而付出却很大时，个体就会选择不付出。正是集体养老和家庭养老规模上的差异，导致现代社会普遍出现生育率下降，而且金融越发达（养老标准越高），集体养老规模越大，生育率下降越显著。一旦个体选择放弃生育，集体互保的养老金代际统筹“必定会进入庞氏循环”。
生育行为发生的必要条件，就是抚养后代对个人家庭而言必须是有效益的，充分条件就是抚养后代的成本必须低于家庭因此获得的效益。新加坡是少数意识到替代危害的国家。为了鼓励家庭功能，在社会福利和住房政策（鼓励子女与父母家庭同住或毗邻）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并把组屋获得资格和是否结婚挂钩。只有当生育获得的收益远远大于成本时，才能有效激励生育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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