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西方现代思想讲义》上耗时较多。刚看完最后刘擎教授将亨廷顿和福山，因我学的就是国际政治，对这两位大人物较为熟悉，刘擎老师用通俗简洁的话语讲出来后，再次加深了个人印象。两位大师是师徒，却在理念上差异很大，几乎走向了两个不同极端。福山认为历史会终结于自由民主体制，再也不会有别的体制出现。而亨廷顿认为文明是多元的，但是会在一个平衡的角度共存，如果世界出现冲突，那就是文明的冲突引起。
对我个人而言，我其实更倾向于亨廷顿的理论，因为他的理论是“动态的”，他不仅认为这个世界文明之间会有冲突，文明内部也并非牢固不变，而是在不停分裂融合变化。但他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文明内部的冲突是如何产生？最后会走向什么方向？文明内部是不是也有一些飞地，即它们“不被代表”？
“疫情”因素如果客观看，是对国际政治学的一个检验。这个百年难遇的困难，在全球化的时代，显得格外有参考价值。如果把疫情拆解，它涉及到国际政治的好些问题：疫情溯源（并非发生地，而是疫情如何发生，如何传播），抗疫理念，以及疫后恢复等，无不在审视着国际政治的各项理论问题。
同时，也刺激了我们思考，西方国家纠结的所谓同盟，之间是铁板一块吗？作为所谓民主国家代言人，会不会有一些不被代表的部分呢？或者他们会在一些现实检验下承认不足，而做改进吗？疫情能消解不同文明的矛盾，还是暴露从而激化？
仔细想想，相当值得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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