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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21日
很多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人都想把西方政治思想嫁接到中国或解释中国目前的发展逻辑,已经有一些成绩,但从根本的发展逻辑看,他们只是解释了一些表象或者一部分,从而望而却步。于是很多史学家开始掀起了“新儒学”利用中国固有的历史文化思想进行重新解释,现在很热,但也是收效甚微。在国家大力推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但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是中国的理论研究始终落后于中国实践。在闲暇之余,我也会思考为何在历史巨大变革的中国,理论研究始终没有突破,理论研究与中国现今的成就与地位不成正比。理论跟不上,“中国模式”便会难免没有缺陷,没有理论的支撑,中国在与西方竞争的过程中会始终处于下风,缺乏话语权,尤其是文化话语权和制度话语权。
有时也会思考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理论落后于实践原因何在?也许是现阶段中央集权处于上升期,不能乱,继承了邓小平同志的“稳定压倒一切”,更何况在中国大势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而稳定的一个前提便是统一思想,现阶段是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可能问题便在于此,可能是官方指导思想形式和内容过于单一和封闭。也可能是中国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的试验场,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试验场,很多关系如国家与社会、个人与社会、公民与国家、党与国家等关系都需要重新界定。所以前无古人,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的一个结果是理论落后于实践。但不得不承认中国的政治总体而言是朝着稳定、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可能就是“稳定与否”是中西方最大的差别,在中国要想发展,前提必然是稳定,而稳定的又一前提必然是权力的统一和高度集中。而西方的“乱”在一定程度上便是体现了自由、平等、人权等思想,所以无论他们怎么搞独立和分裂,在他们的思想观念中都可以理解,人们不会因为他们背叛国家而背上罪名,因为这是他们的自由,这是有宪法规定的即民族自决权。但在中国,这是任何人都不可能认同的观念,除非那些分裂人士。历史上中国的文化观念永远强于法律观念,“大一统”的观念无论何时都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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