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性这个东西当然是存在的。如果你的行径与所处的环境不符，就将寸步难行。不是被淘汰就只能选择自我淘汰。
大约一百多年前，一个日本人（名字在嘴边，怎么也想不起来）写了一本关于中国人的书，题目叫从元明清小说中看出的中国人的国民性。其实书的原名并没有“中国人”仨字儿。他们用他们的习惯称呼我们，就当是没有褒贬。因为在人家潜意识里，他根本就不认同你的所谓夷夏之说。
这书似乎没译成汉语，所以对常人影响不大。只是引发了当时享誉华夏文坛而又精通日语的周家兄弟的强烈反应。
那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一个夏天，有天晚上，也许是天气太热，树人先生无心写作，于是出门招呼“祥子”，驱车来到位于王府井的一家日文书店闲逛，无意间看到这书，只翻了几页，顿觉汗颜，本来天儿就热，这一下浑身都湿透了！显然被搔到痒处。除了他觉得中国人爱吃竹笋实与好色无关之外，好多观点都是认同的。
倒是后来被我们称之为汉奸文人的二弟周作人，阅后怒发冲冠，拍案而起！写文章义愤填膺的质问倭人：中国乃日本之文化大恩之国也！中国较之于日本，乃希腊之于欧美。今希腊已衰，欧美却可以善待希腊。中国今天这个样子，日本应难过才对，云何如此刻薄讥讽之焉！套用今天范伟小品里的话说，同为地球人，日本人较之于欧美，做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的国民性变了吗？
世界主要政体之中，如果愣要找一个与我们的历史有些共性及相似经历的国家，不知为何，我就总习惯拿法国做个比较。尽管二者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
比如说，法国与英格兰之间，曾有过数百年的缠斗。二战结束之前的一百多年，无论是当年的普鲁士还是后来的德国，又成为他的强敌。它在东西两个大国之间，似乎总是处于下风，失地赔款被羞辱皆有之。除了拿破仑时代的短暂辉煌。
联想到中国的近代史，这条约那条约的，稍有常识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以中法两国做比较，在国民性方面的确总能找到很多的共性。比如法国相对于德国、英国，我们相对于日本，说好听点，似乎都有些感性重于理性，严谨不足，大大咧咧。当然那些高傲的法国人肯定是不屑于与我们为伍的，别的不说，人家的艺术氛围我们有吗？更不用说在时空上，对现代国家的理解，也许滞后人家几百年。
同为欧洲主流社会，法国较之于德国，区别还真是蛮大的。首先从身高上看，德国人普遍比法国人大一号。德国的城市，别看十层以上的高楼没几个，可甭管下多大雨，地面见不到一点积水。雨过之后，你想找个脸盆大的水坑照照镜子，还真没有。名副其实的海绵城市。您再看巴黎，夜里下过雨，第二天上午去埃菲尔铁塔，塞纳河畔，那都是市区啊，便道上那个水坑，一汪一汪的，一下子想起北京，直把杭州作卞州了。
您再看垃圾分类，德国的垃圾桶用矮墙围起来，只留进出口。三个不同颜色的容器整齐排放，外表十分干净。最为推崇的是，其中一个是放废玻璃的。想想我们这儿，每年被垃圾桶里碎玻璃扎伤的孩子有多少？再看巴黎的垃圾桶，一个巨大的透明塑料袋套在一个钢箍上，里面的内容清晰可见，视觉效果不佳，看上去与巴黎的美景极不协调。怎么看都能联想到北京。这些细微之处法国与德国的差距真的是十分明显。
还有出行，在德国，无论是公共汽车还是轨道交通，每个车站都有个自动售票机，但上下车没有验票，没人管。可一旦遇到抽查，有问题的话，那可了不得，初犯就是罚款六十欧，写入诚信记录。威慑力还是蛮大的。一个月时间，几乎天天出行，还真遇到一次查票的，几十分之一的概率吧。
再看巴黎地铁，的确历史悠久，几乎每个路口都有进站口。大部分没电梯，不过也没多深，设备老旧，跟北京没法比。进站是自动验票，跟北京差不多。但出站不验票。只要你坐地铁，几乎肯定看到一组镜头，诸多逃票者，凭着年轻，身高腿长，行进之中单手撑着隔离护栏，众目睽睽之下毫无愧色的纵身一跃，潇洒而入。动作姿态之娴熟令人咋舌。仿佛个个都是田径爱好者。凭良心说，咱没有种族歧视，但的确没见过一个白人，甚至东方面孔的人这么做的。
法国社会还是很宽容的，毕竟飘在巴黎没有身份的外来人口太多了。这里俨然已是他们赖以栖身的永久家园。
不同的民族性必然导致在社会进程中的不同命运。同理，相似的秉性也可能会带来相似的不堪。例如，中法两国的历史上皆出现过给社会带来深重灾难的群体性狂热。所不同的是，他们是自下而上，我们这呢，似乎是自上而下。
可以设想一下，法国人又是如何看待我们的呢？我觉得，说到中国的事儿，他们一定会以过来人或大上手的姿态自居吧，因为，也许在他们看来，我们这儿起码近一百多年来的社会实践，人家都经历过。法国人走过的路，这几百年它们曾经遇到的问题，在我们看来是那么的熟悉。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曾经或正在重复着人家不堪回首的过去。或许比人家还要惨烈。
看看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那真的就是新旧制度过渡时期的百科全书。它里面讲的故事，似乎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确也有不少反应当代的文艺作品照搬他的故事，只是改了一下时间背景。比如有部香港电影就是原封不动的照搬《高老头》的情节，老吝啬鬼“死了”以后，见众人离去，突然指着天花板大叫：“灯！灯！”，示意众人关灯，然后才肯咽气。
更不用说维克多雨果的世纪巨著《悲惨世界》了。四十多年前看这部同名电影，就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压抑，胸口像压了块石头，想不到人世间的事情竟是这般沉重。还好似乎都过去了，走出电影院，找回自我，天是那么的蓝，现实如此美好。是这样吗？
最近大白于天下的张玉环跨世纪冤案，无辜坐了27年的冤狱。《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因为偷了一个面包最终在监狱里呆了19年。一个发生在当下，一个是两百年前。二者相比，哪个更冤？张玉环他什么都没做就被屈打成招，冉阿让毕竟因为饥饿难耐而偷了面包，其间又多次试图越狱，从法理上讲，当时的判罚并没有枉法。问题出在社会而不是法律。雨果抨击的是给法国带来苦难的那个法国社会。
最后，还是那句维克多雨果的名言：“如果将灵魂留在黑暗中，就会犯下罪过。有罪的不是犯罪的人，而是那个导致黑暗的人。”
毫无疑问，我们的肉身的确处于二十一世纪。可是意识呢？属于这个时代吗？
没有反思，任何人都有可能是张玉环，无一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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