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于古人。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具備上列諸條件者比數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
这是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首页提及的读史信念，在战火纷飞的时代透露出笃信与坚定，字里行间始终传递着不卑不亢之国民精神，使此精神与西南联大众多师生乃至全中国人民一同抚平着中国土地上正经历着的，最大的伤痛。《无问西东》历经六年终与当下国人相见，此相见不敢妄言能改变时下之狂妄与虚无，但于自身而言，它必将作为一股力量使我警醒和笃定。
《巨流河》乃齐邦媛所著，这本记载着她个人及国民伤痛之书一直摆在床头，每每翻阅，必想起台湾求学之时在其学生陈俊启老师课上所目睹过的温情和自信。私认为，这样的自信不是他生来具有，想必多少或受其老师之影响，然齐邦媛作为沉浮在历史长河中的芸芸众生之一，她的信念与其背后的民族和教育密不可分。正如她书中所言：“颠沛流离有说不尽的苦难，但是不论什么时候，户内户外，能容下数十人之处，就是老师上课的地方。学校永远带着足够的各教科书、仪器和基本设备随行。今天回想起那些老师随行上课的样子，深深感到他们所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希望和信心。他们真正地相信‘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除了各科课程，他们还传授献身与爱，尤其是自尊与自信”。
先读此句再观此影，作为一位自称有点文化的年轻人，方知二十一世纪的民族自信力不是缺席，而是披上了电影媒介的外衣再次与时代碰撞，再此与世人相识。
“人类的文明正等着一个伟大的圆满，等着她的灵魂的纯美表现。这是你们的责任，你们应得在这个方向里尽你们的贡献。” 1924年，徘徊在人生选择中的吴岭澜听到泰戈尔在清华的此番演讲，拿出的是对未来坚定的选择。和那些站在泰戈尔身旁的先生一样，此时的他领受着源于生命和文化的美，他此前的任何一刻都没有此时与梅贻琦校长的对视点头来得底气十足。这样的底气经历战时颠沛的慌乱依旧被带到躲避轰炸的学生周围，以从容不迫的姿态向中国未来之希望告诫，什么是可以从家里拿出来算是给这新时期的敬意。
那个时代的人，腰板都挺得很直，那是在传递着他们向上的力量。
在吴岭澜从容不迫地诵读泰戈尔的诗句时，底下坐着一位永远挺直腰板认真聆听的学生，沈光耀（原型沈崇诲）。在此，他已经历过“静坐听雨”的诗意，眼见过雨中垂钓的泰然自若和轰炸警示下的慌乱。他虽生于富庶之家，但物质之富与文化之实更奠定了其家族信念的深厚，也培育其将国仇家恨转为悲愤力量之精神，此精神便是战时学生人人皆有的刚毅坚卓。当他驾驶着战机将食物投向饱受饥饿折磨的孩子时，这本身就是传承，传承中国生生不息之力量。
所以才有“衣不能蔽体”的陈鹏在遥望空中略过的“晃晃”后，经历60年代的激情与破碎，终于在贫瘠的戈壁上，一同与众多此精神之延续者，铆足劲地让中国开出一朵“花”来。
而民族自信力此时来到二十一世纪，这个未来与钱财相挂钩的时代，此精神经由支边医生传递到了不愿随波逐流的张果果之手，再往下便是那四胞胎身后带有希望的未来。
前段时间一直钻研西方情节剧的相关资料，并试图去解释“以诗言志”的中国文化根源如何与好莱坞商业体系达成融合，但其实，这个想法以及那些关于商业电影追捧者与文艺电影爱好者试图划清界限的争论，本身就是对民族自信力的遗忘，我们依旧可以在电影媒介下“以诗言志”。就似我们用已典型化的叙事模式去评判《无问西东》的不尽人意，以成熟的镜头语言去衡量《无问西东》的杂乱无章，这本身就忽略了其对文化和教育精神的传承，更难能可贵的是其始终以坚定的态度来否认当下对“读书”二字的忽略甚至亵渎。
有时候我们会遗忘“华北之大，已难安一方平静书桌”的屈辱，也常常以争名逐利贪图一时享乐去替代“外面战火四起，书中能得静谧”的平和。上千年来，我们对文化教育的坚守，是我们民族自信力之本，同时也是时下所需，更是当我们在面对窗外风雨大作时能始终保持心中的笃信，并始终谨记自己是一个有知识的青年，就算提前了解之后经历的必是坎坷不安，苦痛相随，但苦痛自会带来苦痛的力量，我们也始终要凭借这种力量，坚定不移地拿出自己该有的诚意，让民族之精神，立德立言之人格延续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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