夸一个女人最好的说法便是“长得想让人犯罪”，而对一个男人最尴尬的说法便是“长得像一个罪犯”。
好多次在地铁站和火车站被警察叫住，让我拿出身份证，还有一次是在天坛陪爸爸妈妈玩，又被叫住了。这每每让伊笑话，为啥不叫住别人，单单就叫你呢？好尴尬，于是被叫住的次数多了，也就不太愿意配合了。前段时间网络上沸沸扬扬的北大才子弑母居然就是在机场被警察叫住查身份证从而抓住的——原来这真的是抓罪犯的好方法！
警察难道只是随机从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挑选检查的目标吗？我想，我几率这么大，还是因为长得像个罪犯。虽然小时候的照片在搬家的时候都弄丢了，但据妈妈说，我生出来也是有着藕段一般的身躯的，也曾经像哪吒三太子一般可爱，从留存在团员证上的照片还能依稀看出来是个忧郁的少年，那时还不像是个罪犯，只是随着岁月的进一步捶打，就变成人人警惕的模样了。俗话说，面由心生，只能说，想的太多，脸就长复杂了。
似乎相面术并非完全是伪科学——因为连警察都在不自觉按照这种方法来进行罪犯的海选。孙红雷早些年曾经在一部电视剧中出演一个黑社会，母亲曾盛赞他演的好，我还对他在饭桌上将一个啤酒瓶猛砸在自己脑门上的桥段记忆犹新。如今看来，他应该说是长得更像黑社会，本色出演，还能演不好么？类似的还有陈小春，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有哪个人演痞子韦小宝能比他出色！只是不知道早些年孙红雷和陈小春有没有经历我的这番困惑。
据说罪犯之所以犯罪，是因为存在着不被抓住的侥幸心理。我很认同这个看法。读过《乌合之众》的人都知道群体性犯罪的可怕之处，之所以群体性犯罪容易泛滥从而不易控制，是因为群体的犯罪不会被单独指控，从而对施展暴行心安理得。比如一个班级有大部分人都在欺负一个胆小的女孩子，那么很有可能连班级里最善良的人也对欺负这个女孩子的行为表示认可，甚至也参与其中。还记得《乌合之众》里记载了一个案例，说的是一个刚下班的厨师加入了攻占巴士底狱的革命队伍中，他用一把很钝的刀子一点点割掉了巴士底狱一名狱卒的脖子。他卷入了这场神圣革命的洪流，从而觉得杀人是一件很正义很神圣的事——而放在平时，他断然不会做出这种暴行。
那么从这两个案例来看，犯罪可能是极为偶然的事，因为连最善良的人也可能突变或渐变成罪犯。语文老师在讲鲁迅的《祝福》、契诃夫的《套中人》等文章时，总是说鲁四老爷是封建社会的刽子手，而那帮嘲笑祥林嫂的下层百姓实质上不光是受害者，还是“帮凶”；别里科夫是沙皇专制的受害者，同时也是沙皇专制的“帮凶”……呜呼，我们都太喜欢用“帮凶”二字，用得多了，就忘记了我们可能也是某个帮凶了。
去年一辆重庆公车车因为司机被打从而方向盘失控最终坠江造成十几人死亡，有的人说这些乘客是无辜者，有的人说是自作孽。都有道理，只是没有更激烈的人指出来，我们许多人，不仅仅只是公交车上的那十几个人，实际上都是社会不文明现象的“帮凶”。许多人热衷于做一名看客，对不文明的现象、对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抱以漠视的态度，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有一天，类似的事情就可能降临在他们的头上——那时他们还能置身事外吗？那时他们凭什么指望别人再来搭一把手呢？
如此说来，这社会上的罪犯多矣，相面术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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