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萧落叶，漏雨苍苔

——李煜的生命体验与《虞美人》

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来自百度百科）

以人生绝笔而成千古绝唱的，当数李煜的《虞美人》。多少次读这首词，涌上心头的不是凄凉、哀苦，而是悲慨。司空图说：“萧萧落叶，漏雨苍苔。”落叶萧萧而无言，苍苔漏雨而郁郁，时光流逝，苍凉凝结，最是悲慨。这是《二十四诗品》中最沉重的品味。清代诗评家杨廷芝在《诗品浅解》中，把“悲慨”解释为“悲痛慨叹”。作为一种文学风格，悲慨与人生、政治密切相关，表现为悲剧意识和失路之悲。

李煜是才子，他工诗词、精书画、通晓音律，一心向往归隐生活，本该拥有充满诗意的人生。但命运弄人，偏偏是他登上了皇位，成为南唐的末代国君，人生不可避免地走向悲剧。悲剧命运生成了悲剧情感、悲剧意识，升华出动人心魄的悲剧作品。

李煜与皇位有着微妙的关系。从兄弟排序看，他不可能做皇帝，他有五个哥哥，是李璟的第六子。从天赋才华看，也与皇帝没什么关系，是一个全能的艺术家。但他的兄长除大哥弘冀外，全都早夭；他又颇有帝王之相，史载李煜阔额丰颊骈齿，一目重瞳子。因为这，招来弘冀的猜忌。弘冀为人刚毅果断，权力欲极强。李煜被立为太子之前，弘冀正和叔叔景遂争夺皇位，后来弘冀毒杀了叔叔，不过自己也没能登上皇位。景遂死后没几个月，弘冀也死去了，李煜自然而然地成为皇位继承人。李煜最初并不想做皇帝，而是想做一名隐士。所以客观上，为避弘冀，“惟覃思经籍，不问政事”。而主观上，由于性格和气质使然，他也更喜欢清静无为的隐士生活。但历史还是把他推上了帝位，他再也不能享受自然的和谐与安宁，悲剧拉开了序幕。

961年6月，李煜在金陵登基即位，成为风雨飘摇的南唐国的国君。此时的南唐已经对宋称臣，是宋的属国。他给宋太祖上表，主动削去唐号，称江南国主，只想苟安于江南一隅，保住祖先传下的基业。同时醉心于文学与艺术的天地，追求潇洒的人生。一个超脱尘俗的文人无法挽救早已衰微的国家，苟延残喘了十四年，975年11月，宋兵南下攻破金陵，李煜肉袒出降，被俘到汴京，封违命侯。南唐结束了，李煜的帝王生活也结束了。从此后，他只是一个失去了人身自由的阶下囚。

纵观历史，李煜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亡国之君，但他毫无疑问是独特的。他不是勾践，所以没有卧薪尝胆的壮志；他也不是刘禅，所以不能麻木不仁地享乐。面对人生困境，他软弱、无奈，又无法忘却故国，哀婉的情思寄于词章，终于以此招来祸端，978年七夕，李煜因《虞美人》被宋太宗赐牵机药而亡。

李煜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他生活在动荡不安的五代十国时期，南唐政权又是岌岌可危。李煜的悲剧也是性格的悲剧，他的天赋异禀决定了他不可能成为称职的君王。亡国的预感使他焦虑，但他的焦虑是文人式的，他在内心承受巨大的压力，用文字感伤地喟叹。他的对手宋太祖已虎视眈眈地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而李煜仍是年年进贡，委曲求全，全无一点办法。不仅如此，还错杀大臣、将领，加速了南唐的灭亡。李煜不是政治家，他没有政治家的头脑，所以必然要被当时的政治环境抛弃。南唐灭亡是李煜一生的分界线：此前他是极尽奢华的君王，此后他是失去自由的囚徒。“身为国主，繁华到了极点；而身经亡国，繁华消歇，不堪回首，悲哀也到了极点。正因为他一人经过这种极端的悲乐，遂使他在文学上的收成，也格外光荣而伟大。在欢乐的词里，我们看见一朵朵美丽之花；在悲哀的词里，我们看见一缕缕的血痕泪痕。”（唐圭璋）富贵冷灰，经历过繁华的李煜对失落有更深层的体验，伴随着失落的体验更明白生命的真谛，孤独感、无常感、幻灭感完完全全地覆盖了这位亡国之君。在他后期的词作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自己生命历程的反思：他痛悼国家破亡，他负罪金陵百姓，他悔恨枉杀大臣。当然他的反思也还是文人式的，痛悔交加悲苦惆怅全被他写进词里，通过词来表达对故国的怀念、对现实的感慨以及对自己曾经的作为与不作为的忏悔。李煜后期的作品凄凉悲壮，意境深远，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句始工”。

《虞美人》正是这种亡国之悲的代表作。“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春秋交替，花开花落，月圆月缺，自然就是这样作永不休止的循环，可自己的人生还可以重新来过吗？亡国的李煜追思往昔，心中泛起的是万千感慨吧。一个至情至性的君王，一个至微至陋的囚徒，感叹里有悲伤、有愤慨，也有悔恨。“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身在囚室，春风撩人，明月照人，心绪又一次回到故国，不堪回首，又岂能不回首？故国现在是什么样子呢？“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雕梁画栋金玉质的宫殿应该一如往昔，只是曾经的容颜早已不在。物是人非，惆怅无言，沉重无限。凭栏独立的落寞帝王啊，你该有多少忧愁呢？“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冰雪消融的时候，江水也有春的欢乐，汩汩滔滔向东流去。可是，在伤心人的眼里，这长流不断的春水就是无穷无尽的愁思啊。

《虞美人》成为传诵千古的名作不是偶然的。读《虞美人》，能强烈感受到李煜哀伤入骨。此时的李煜早已尝尽了阶下囚的痛苦，更忍受着无尽的失国之悲。它吐露了一代亡国之君的万千愁绪，不由人不心生伤感。但强大感染力不仅在此，还在更深的层面上。

明月无殊，而江山易主。《虞美人》对比今昔，写的是李煜对时空限制生命存在的绝对性的认识：欢乐转瞬即逝，故国万里相隔。中国古代诗歌常以落花感叹时光、以乡思表现阻隔，伤春悲秋、思乡怀远成为文人常用的主题。李煜及其《虞美人》继承了这一传统，从个体生命的局限感受时空的宏大，个人的不幸上升为人生、生命的悲哀，具有广泛的包容性。《虞美人》吟咏春花秋月，写的是李煜对自己本该担当起而未能担当起责任最终导致灭国的哀痛，这种哀痛正表现了“一种人生的忧患”。李煜泛化了自身的惨痛经历，以失路之悲体验与审视人生。“故国”不仅有实指的意义，更是一种精神归宿，给予李煜依赖和慰藉。生命若不能重返这一归宿地，便陷入深深的孤独感和漂泊感之中。这使我们认识到：人们的愿望如果受到外部条件的限制而不能实现，就会产生痛苦忧愤，悲剧意识由此产生。从这个角度讲，《虞美人》具有深刻的哲理性。李煜“以一己回首故国之悲，写出了千古人世的无常之痛”，“把全天下人都‘一网打尽’。”（叶嘉莹）

因为李煜是失国的君王，更是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和浸染的知识分子。“中华民族具有深刻的历史意识，其忧患意识源远流长。它从古到今连绵不断，并逐渐积淀到民族心理的深层，演化为古代文化的一种普遍品格，成为中国人民，特别是其中知识阶层的一种优良品格。”而“忧患也往往产生于国势衰微，民生涂炭的多事之秋。”（许凌云语）所以，即使李煜不是南唐国君，作为南唐的文人，也会因国家的衰弱、社会的凋敝产生忧患和悲苦。亡国之悲也许只是一个外在的表达，其感伤的根源还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忧患品格。

《虞美人》是一首悲恨激楚的歌。“大风卷水、林木为摧”，在被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推向毁灭时，李煜洞见了生命的无常，进行了清醒而深刻的反省，他眷恋美好的过去，以自己的方式抗争厄运，直至最终。在沉沦之中，超越一己的伤悲，展现悲天悯人的心怀，以一己之哀包容了人类所有的悲哀，《人间词话》说：“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词至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李煜的词不是普照万物的太阳，而是从痛苦的深渊里浮现出来的星辰，照亮了无数孤独者的灵魂，抒写了无数悲伤者的心声。

历史是会开玩笑的。多年以后，赵匡胤的后人赵佶，也是以一阕《燕山亭》了结了一个王朝。不过，他的《燕山亭》却远不能与李煜的《虞美人》相比，究其原因，恐怕还在于《燕山亭》只写了一己之悲，不能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