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15日，潇潇秋雨，绵延不断。常言道：一场秋雨一场凉，暮色苍穹，繁灯点点。此刻，冰冷的雨滴让站在一处废墟旁的四川人王锡伦不仅打了个寒颤，单薄的衣衫已被秋雨打湿，他浑然不知。望着眼前的惨景，王锡伦心如刀割，自己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一夜间灰飞烟灭，想一想当初的辛酸与苦辣、咬牙与坚守，只有一个人在夜深人静之时，才会去默默品尝……
王锡伦，一个有故事的男人；面对暴敛拆迁，他不亢不卑，用法律维权、用文笔声讨，并勇敢的向各大媒体书写“战斗檄文”，反映自己的不公与遭遇。
我叫王锡伦，生于1966年，是四川省南部县人。2000年，我带领工程队到西安灞桥区修建绕城高速--浐河大桥，工程完工后，我就把家安在了灞桥区红旗街办湾子村八组。
2006年，绕城高速建设完毕后，当时的项目单位——云南路桥工程项目部留下了一处废弃、荒废着的搅拌场，里面有设施房及部分废弃了的设备，该场地周围也没有路，荒无人烟。后经我了解，这片荒废着的搅拌场归湾子村七组9户村民所有，当时我想，不能就这样一直荒芜下去，就萌发了开发养殖产业的念头，准备在这片场子内养殖生猪。
2006年9月13日，我与湾子村七组的9户村民签订了土地使用承包书，承包期限到2016年9月13日，承包面积为7.13亩。经过一番改善，经添砖加瓦、重新修缮，我的新秦川野生牧畜养殖基地成立了，2008年9月28日，西安市灞桥区农林局还为我颁发了《陕西省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经营加工许可证》，我的经营种类有：野猪、长白猪、杜洛克等，其中到旺季的时候，我的圈养猪高达200多头，仅一年出栏小猪仔就几千头，养殖事业呈现出蒸蒸日上之气势。
正当我乘风破浪，准备大干一场之时，2010年，一场重大的禽流感疫情在国内四处蔓延，一场不可预控的灾难降临了……政府开始干涉，要求对活体要么掩埋？要么拉走？要么关门歇业？万般无奈之下，为了响应政府的“号召”，在处理完所有的圈养猪后，我们一家人几年来辛辛苦苦打下的基业，一夜间就灰飞烟灭了……
养殖场闲置了几个月后，后经朋友介绍，承包给了常某厚，他用来做汽车修理厂，承包期从2011年8月1日到2016年9月15日，承包期限五年，承包费捌万元。
谁知，常某厚的这一承包，却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灾难”。
2016年，承包合同到期以后，常某厚不讲道义、蛮横无理、不仅不归还我的院子、还强行霸占，让其儿子常某经营，还说院子已经卖给了他儿子；更为可恨的是，其子常某伙同社会闲杂人员张甲、张乙等二人，冒充我们的名义，上门与湾子村七村民签订了该场地的承包合同，说什么我们不租了、让给他们了，而不明真相的群众又稀里糊涂的和常某他们签订了承包合同。
我发现情况不妙，立即反复催收，和常某厚去交涉，但他以七十岁高龄、身体生病为由，拒不与我见面，唆使其子及张甲、张乙等人，继续强行霸占我的院子，常某并私自将我们的院子转包给了张甲、张乙等社会闲人，他们为所欲为，嚣张之极，完全置我们的利益于不顾，简直欺人太甚。
我不禁扪心自问：这些年，我们严格遵守与村民的承包协议，每年9月份，湾子村七组村民都会按时到我们这里领取承包费，从最初的每亩1050元涨到1600元，再到现在的每亩5000元，从不拖欠群众一分钱。此外，我在2010年5月9日，又和湾子村七组村委会签订了《土地承包增补协议》，将承包期限延长了五年，即从2016年9月13日至2021年9月13日；租金每三年为一递增点、每亩交管理费100元、一次性支付土地复垦费每亩2000元；该协议还特别强调，除增补内容外，其他事宜仍然按2006年9月13日所签订的协议照办执行。
由此可见，我2006年和村民签的协议合法有效，2010年与七组村委会签订的增补协议到2021年，目前仍在合法的履行期内。
而面对常某厚父子及社会闲人张甲、张乙等人的肆意骚扰、蛮横强占、欺瞒群众、非法签约的野蛮行径，我要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016年10月，我将常某等人起诉到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法院，要求常某必须解除与村民签订的非法承包合同、归还我们的院子，毕竟我们有优先权呀！院子里边的房子、水井、树木、围墙、设施都是我们当初花钱买的呀！
2017年6月，灞桥区法院判决常某与村民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立即搬离占用的厂房和场地、恢复原貌、支付逾期占用期间的费用。
一审官司我们打赢了！常某等人不服，上诉到了西安中院。
这一次，我们的“人民法官”好像被灌了迷糊汤似的，压根就不提我们与常某厚的承包关系、逾期强占费用、对方与村民违法签约等系列重点涉案问题，而是把承包合同硬性认定为租赁合同，然后按照《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例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之规定，说我们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院子没有经过审批、属非法建筑、租赁合同无效。
试问，你中院拿着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法律若干解释，能“解释”清楚我农村房屋的租赁问题吗？简直是死搬硬套、混淆概念、、颠倒黑白、偷梁换柱，主次不分，并在对方暗箱操作之下，本该公平、正义的天平却倾斜了，驳回了我们的讼求，撤销一审判决。
面对中院这个判决，我们是坚决不服的！
试想，这个连三岁小孩都能断的案子，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怎么到了我们“人民法官”的那里，却是非不分，变成了“糊涂僧判断糊涂案”了呢？
为了维护自的合法权益，我们向西安市检察院举报，要求提起抗诉，但检察院却把我们给驳回了，说不予受理。
然而，正当我们积极应诉、尽心维护自己合法权益之际，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2020年8月10日，突然，我们的院子被人拆掉了，四处，狼藉一片。
瞬间，我整个人都懵掉了，这一切是谁干的呢？怎么没有一个人来通知我们？我们的承包合同还没到期啊？我们给村民的承包费已经交到了2021年呀？
带着诸多的愤慨和疑惑，我们到了红旗街道办事处拆迁办，该办的一位主任轻描淡写地说了三个字：拆错了！难道仅仅一句“拆错了”就能弥补我们多年来的损失吗？后来我们打听到，是常某把院子的钥匙交给了街办拆迁人员，备案处有人家常某的名字，而没有我们的名字？我们年年给村上交承包费，他们难道不知道院子的承包人到底是谁吗？他们相互包庇，故意遮盖，其险恶目的就是——常某厚父子等人企图霸占国家的拆迁补偿款，这种卑鄙的伎俩，他们曾“表演”过。
这么多年来，我们都按期给村民支付承包费，目前，我们的承包费已交到了2020年9月12日；2016年7月，我们又和村民签订了10年延期合同，承包期到2026年的7月，并每一亩地给村民赔偿青苗损失费15000元；对所有的合作商，我们都如期的给人家支付相关费用；给村上按时交纳管理费，坚决服从管理。
试问，我们到底错在哪里？为何突遭强拆之痛？我们必须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严惩强拆者的法律责任，给我们合理的赔偿。当初，我给村民赔偿地面附着物时，都有收据，该收据上明确标明：遇到国家拆迁时，相关的待遇应由我们所有。
其次，作为利害关系人，你们的拆迁侵害了我的承包权、侵害了我地面上建筑物的物权、侵害了我与村民享受的同等待遇，何况我的合同还在正常履行之中，所以，我的所有损失，必须要予以赔偿。
三，按照先安置后拆迁的原则，没有一个人前来告知我该如何安置？也没有所谓的拆迁公告，因什么原因拆的？拆迁方案又是什么？赔偿标准如何计算？这一切的一切，我简直是一头雾水，在毫无觉察、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一夜之间，院子就没了……
四、更为可恨的是，当我们报案后，110竟然打不通，但人家拆迁队一报警，我们的“人民警察”马上就赶到现场，说什么我们是非法建筑？就应该被拆掉？
五、目前，法院和街办都有个误区，认为我们没有参与经营，不是实际控制人。但是我是这个场地的承包人，我也是在经营呀？我们的对外承包难道就不是一种经营形式吗？！
痛定是痛，我要通过社会舆论的力量，匡扶正义，曝光邪恶，让民众强大的呼声来唤醒我们“人民法官”和“人民公仆”们混沌的灵魂！在依法治国的今天，我要将维权进行到底，让自己的问题彻底得到解决，让胜利的曙光普照灞桥大地。（王锡伦 1777657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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