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是七岁那年去上小学的，那时没有幼儿园和学前班之类的，直接便是上的一年级。我隐约记得在此之前，或许是六岁的时候，表舅家的表哥便来带我去学，书本都给我领回来了，我硬是哭着没有去。那时候的我，除了会玩泥巴，对上学是没有什么意识的，农村孩子的童年，都是跟泥巴结缘的。
上学要翻过一座很深很长的山坳，经过一条小河，再爬山一座小山坡，然后往上爬到坡顶，学校就座落在那山顶上。临近坡顶时，有一层大约二十多级的石梯子，上面是一个石坝子，有一棵黄桷树。跟着再上一层大约十几级的石梯子，便是学校了。
那是一圈土墙房围起来的一个四四方方的院子。厚重的双开木门，进去后是石板铺平的天井，下方和左右两方是几间教室，上方一排有两间是老师办公室。办公室门外的窗边挂着一块小黑板，上面有用粉笔写的值周老师和学生的名字。我的记忆中，总觉得这是一块光荣榜，但凡有学生能当值周生，名字就与老师写在一起，那时候的感觉就是光宗耀祖啊。旁边从屋椽上吊下来一块小铁片，每当上课或下课时，老师便会拿起小铁锤朝着小铁片上敲出“叮叮当”的铃声。
教室里是陈旧的木质长桌长椅，一张桌子坐两位同学。那时候的男女同学之间似乎有点水火不相容，若是不幸男女同桌，那桌子中间准会划出一条三八线来。若有谁不小心写作业或读书时趴在桌上超过了那条三八线，二话不说，对方直接一巴掌打在手上。每趴过一次，作为惩罚，三八线就会往对方的位置划多一些过去，对方的位置就会变得越来越少，自己的位置就会变得越来越多。
教室里没有水泥地面，也没有铺石板，是泥土碾平的。经过常年累月的踩踏和使用，地面就踩出许多的坑洼。夏季炎热的时候，灰尘就特别的多，有时候阳光透过窗户的空隙照射进来，就能清晰地看到飞舞的尘埃。那地面，无论多少水洒上去，都能很快吸干。
教室前边是一块比墙小一些的黑板，老板的粉笔是同学眼里的宝贝。偶尔老板上完课遗留下一小截忘记带走，有幸捡到那截粉笔的同学就十分的得意。擦黑板是一个光荣的活，那怕灰尘四起，纷纷扬扬地飞到脸上身上，依然让人觉得是受到老师的重用和青睐，同学位都以能揽到这份活为傲，但这活不是一般人能接得来的。
那时，教室里的位置似乎永远坐不满，老师教的拼音我也永远学不会。 记不得是如何启蒙识字的了。那时，没有人告诉我要好好学习，我也不知学习的重要性，反正家长小伙伴都去上学了，那我便也去了。放学回家，父母从来不问有没有作业，这些事一点也不重要。放下那挎在肩膀上的帆布书包，父母的催促便是赶紧去打猪草，赶紧去喂猪。
那时，似乎没人知道什么是普通话，我竟不知除了我们的方言之外，还有第二种，第三种，甚至是更多的语言。我曾一度以为，全天下说的话都是同一语言。至于读书，我以为只要出声就算读，直到有一次在老师跟前背诵课文，被老师问话：你这是念经啊，声音拖得这么长。我想，其他人不也是这么读的么，没毛病啊。
那时，老师很忙，没有那么多的闲功夫来管我们，老师放学后要忙着回家种地，农忙的时候要回家收麦子。那时的我们，很单纯，不管有没有学到知识，不知什么是前途命运，总之一日为师，终身便是老师。老师交代的事，我们必须克服困难全力以赴，必须以收到老师的指令为荣。农忙时节，自家的活可以不帮着爸妈干，但老师家的麦子必须要帮着收回来，老师家的秧田必须要给插满来。
那时的老师，没有大道理讲，不听话就用黄荆条子打手板，打得学生痛得缩回来，眼泪含在眼眶里。即便这样，也没有学生会怨恨老师，更没有学生敢向家长告状，如果有，那只能再挨一顿家长的打。对于老师打学生，家长无理由无条件支持，打得好。
那时的学生，除了上课下课写作业，回家干活喂猪，闲时爬在地上玩弹珠，画格子，斗牛，踢毽子，抓石子儿。毫无烦恼可言，每天都是乐活着在学校蹦进蹦出，日子永远都是那么快活。
时光飞逝，那些调皮捣蛋的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那些曾在我们懵懂无知时教会我们识字读书的老师们，早已白发苍苍，老态龙钟。如今偶尔想起来，那些日子便成了记忆深处最甜的时光，还有那些最怀念的人。
202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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