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天(2023-1-16)良知乃吾师
嘉靖六年(1527)八月,王阳明在出征思恩、田州前夕写下了《客坐私祝》(《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四)。这是写给他的子弟以及受托教育其子弟的门生的,该文简洁地记述了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应当谨记于心的事项。我们读完之后,能够体会到王阳明对子弟的殷切期望。
文中,王阳明训诫说,应当从良士而不从凶人。
关于良士,他是这样解释的:“但愿温恭直谅之友来此讲学论道,示以孝友谦和之行。德业相劝,过失相规,以教训我子弟,使毋陷于非僻。”文中的“温恭”出自子贡对孔子人品的概括:温、良、恭、俭、让(《论语·学而》),“直谅”出自孔子讲的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论语·季氏篇》)。
九月八日,钱德洪与王龙溪到船上拜访张元冲,谈论老师教的“四句宗旨”。王阳明的“四句宗旨”是“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王龙溪将“四句宗旨”理解为:此恐未是究竟话头。心体既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知亦是无善无恶,物亦是无善无恶。若说意有善有恶,毕竟心亦未是无善无恶。(《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四《年谱三》)
他主张“四无”说、“无善”说,即如果心之本体无善无恶,意、知、物皆无善无恶。
钱德洪反对王龙溪的说法,他说:“心体原来无善无恶,今习染既久,觉心体上见有善恶在,为善去恶,正是复那本体功夫。若见得本体如此,只说无功夫可用,恐只是见耳。”(《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四《年谱三》)
他主张“四有”说、“有善”说,辩论王阳明的“四句宗旨”的正当性。
关于两人的观点,换句话说,王龙溪认为心体是超越善恶的!绝对无的东西,即便想通过修行达到,终会因拘泥于善恶之念而无法领悟绝对无的心体。因此,必须一举领悟绝对无之处。
而钱德洪则认为龙溪这么说是太不了解现实中的人心了,还是必须积累修行,才能到达绝对无的心体。像王龙溪说的那样,一举领悟绝对无的心体,反倒会陷入虚妄。
用禅语来讲,王龙溪主张直悟、顿悟,钱德洪主张渐修。
汝中见得此意,只好默默自修,不可执以接人。上根之人,世亦难遇。一悟本体,即见功夫,物我内外,一齐尽透,此颜子、明道不敢承当,岂可轻易望人?二君已后与学者言,务要依我四句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以此自修,直跻圣位;以此接人,更无差失。
王阳明思考片刻,又说:“二君以后再不可更此四句宗旨。此四句中人上下无不接着。我年来立教,亦更几番,今始立此四句。人心自有知识以来,已为习俗所染,今不教他在良知上实用为善去恶功夫,只去悬空想个本体,一切事为,俱不着实。此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说破。”(《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四《年谱三》)
禅的本来面目是空,王阳明的学说是天理。我们必须知道佛教与儒教在世界观、人生观、事物观方面的不同。心体即本性,在王阳明看来是天理是实理,而禅则认为是虚无的,两者之间有虚实之别。
王阳明在书信《启问道通书》中解释《周易·系辞下传》中的“何思何虑”,他说:“所思所虑只是一个天理,更无别思别虑耳,非谓无思无虑也。……心之本体即是天理。天理只是一个,更有何可思虑得?”(《传习录》中卷)
也就是说,王阳明认为“何思何虑”并不是断绝思虑,而是不思虑天理以外的东西。
“钱德洪与王龙溪到此就该与王阳明分别了。当时王阳明与王龙溪的对话后来被世人称为“严滩问答”。王龙溪谈论到佛教的实相和幻相,王阳明这样说道:“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
这一说法云遮雾罩,看上去有点像禅的问答那样自相矛盾。而王龙溪则说:“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是本体上说功夫。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是功夫上说本体。”
王阳明回答说:“然也。”
在上述问答中,王阳明分别使用了两次“有心”和“无心”。必须注意的是,前半部分的“心”与后半部分的“心”内涵不同。也就是说,前半部分的“心”指的是“本来的心”,即“本心”;而后半部分的“心”指的是“私心、人心”。因此,前半部分说的“本心”,有则为实,无则为幻,为保持“本心”,努力使其不丧失,便是“本体上说功夫”。相反,后半部分的“心”是“私心”,无则为实,有则为幻,努力去除“私心”,保持本心,便是“功夫上说本体”。
总之,这段问答讲述的是本体即功夫、功夫即本体。也就是说,本体之中有功夫,功夫之中有本体,本体与功夫合一,与知行合一主旨相同。
换句话说,王阳明认为,既没有无本体的功夫,也没有无功夫的本体,本体总是在功夫中提高,功夫是本体的作用。他说的本体就是良知,功夫就是致良知,即发挥心之良知。
现将《长生》诗抄录如下:
长生徒有慕,苦乏大药资。
名山遍探历,悠悠鬓生丝。
微躯一系念,去道日远而。
中岁忽有觉,九还乃在兹。
非炉亦非鼎,何坎复何离;
本无终始究,宁有死生期?
彼哉游方士,诡辞反增疑;
纷然诸老翁,自传困多歧。
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为?
千圣皆过影,良知乃吾师。
王阳明站立讲学,他讲道:“尧、舜生知安行的圣人,犹兢兢业业,用困勉的功夫。吾侪以困勉的资质,而悠悠荡荡,坐享生知安行的成功,岂不误己误人?”又说:“良知之妙,真是‘周流六虚,变通不居’。若假以文过饰非,为害大矣。”(《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四《年谱三》)临别时又说:“功夫只是简易真切,愈真切,愈简易;愈简易,愈真切。”王阳明如此论述良知学的简易,简易之学到了王阳明这里已经达到极致。王阳明此时写下了书信《寄安福诸同志》(《王文成公全书》卷六),上一段话便记录在书信末尾。
在第一卷中,他简洁概括了自己的一生,如下写道:“吾平日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诚爱恻处,便是仁,无诚爱恻怛,亦无良知可致。”
王阳明认为,致良知,最重要的是先要有万物一体之仁,即对所有人的诚爱恻怛之爱心,也就是说对人要有诚意,要有怜悯之心。”
如前所述,诚意贯穿了王阳明的整个思想,到王阳明晚年,“诚意”说成为一种重视诚爱恻怛之情意的思想。
嘉靖五年(1526),王阳明在寄给浙江省参政朱应周的《南冈说》中写道:“夫天地之道,诚焉而已耳;圣人之学,诚焉而已耳。”(《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四)
“关于诚,《中庸》中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孟子》中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孟子·离娄章句上》)王阳明关于诚的说法虽然秉承了先贤的教诲,但他已将诚发展为自己思想体系的一部分。”
个人感言:
阳明一生学习钻研儒释道,加上遭贬遭非议,剿匪平乱,书本上的,社会实践的,人情世故的,都对阳明的心灵产生重要影响,朱子一生著书立说,希望格物穷理来达至天道,阳明悟道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在知行合一处致良知,不唯书不唯上,躬身入局,直面现实,去解决实际问题,从体认天理良知出发,发现真正的“夫天地之道,诚焉而已耳;圣人之学,诚焉而已耳。”如何做到至诚如神?这是关键!一个充满诚意的人,能够感受感应到天地人互动的能量,就像阳明剿匪与平定辰濠之乱,虽然手无寸兵,依然镇定自若,采取攻心为上,一封封书信,或情真意切,或代天讨伐雷霆万钧,迅速瓦解对手意志,为此阳明认为这只是结果,本质上还是在本心上,心外无理,心外无物,身外事物纷繁杂乱,每一件事虽然都有其理,但是心外之物,变化莫测,非人力所控!真正的大本大原一定要落实在本心上,阳明感概“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外物虽变化莫测,本心更是飘浮不定,如果不在本心下功夫,努力不使本心散失,阳明为此说“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保持本心就是实,保不住本心就是虚幻!因此孟子所言“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如果连本心都没有保住,一味外求,那就良知被弄丢,所追求的学问也就是枝枝叶叶,也就是支离破碎,无法把握根本!正如阳明所言“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为?千圣皆过影,良知乃吾师。”
《王阳明大传》余超林解读之47:良知乃吾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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