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普遍认为贝币是中国最古老的货币，按照货币史学家关于货币演变的分期，贝币应早于金属货币。货币是人们进行商品交换的媒介，可最初进行交换的先人们为什么会选择贝壳作为货币呢？
一、货币起源于物物交换
按照《易经系辞》中的说法，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除了神农氏“日中为市”，另外也有“祝融作市”的说法，这里指的是出现了“市“这种交易场所，并非是说自此开始才有了商品交换，在此以前商品交换应该就已经存在。到了神农时代，开始广泛制作、使用木制农具。耜、耒、耨等农具显然比石器工具先进了很多，人们对其需求自然很大。或许是为了方便人们购买农具，于是产生了“市”。
在神农时代，甚至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用于交换的物品种类非常有限。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无非是一些生产工具和生活必需品，或许也有少量的牲畜及山珍海味之类。神农氏既然是以“耒耨之利”教化天下，农具或许是当时最重要、最先进的产品。对于大多数从事农业劳动的原始农民来说，所富余的也就是粮食了，这是他们的主要产品。还有一些农民家庭可能会有麻布等产品，男耕女织嘛。或许还有为数不多的制作陶器的手工业者，主要产品是陶碗、陶罐之类。由于那个时代还有玉器出土，可能还有制作玉器的手工业者。
所谓交易，实质上是以所有换所需。在神农时代可能已经有初步的社会分工，即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但大多数人仍应该是从事农业活动，如果当地资源条件许可，或许还有渔猎活动。因此，在当时的“市”上，无论是否有货币为媒介，大多数人的交易应该是卖出粮食、布帛等每个家庭都有的物品，买入农具或陶器等生产、生活用品。只有少数人的交易是买入粮食、布帛等必需品。
在交易过程中，制作农具的手工业者基本上不太可能与烧制陶器的手工业者直接以物易物，即使有也只是偶然进行。尽管我们不知它们的具体价格，但按照常识，一件农具肯定要抵得上好几只陶碗。对于农具生产者来说，如果只需要一个陶碗，最现实的交易方式仍然是以粮食换陶碗。此时，粮食便成为货币学家们所说的一般等价物。一种物品被称为一般等价物，最为重要的特征是它可与多种物品进行物物交换，也就是可以用来购买更多种类的物品。
并非所有的物品都可以胜任一般等价物的角色。首先，它要方便分割，并且分割后不影响其使用性能。其次，它可以计量，并且计量越稳定越有优势。第三，它要方便携带或运输，否则将造成交易不便。第四，它要能够较长时间保存，保存一定时间后不影响它的使用性能。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它需要有较为广泛的通用性，越多人需要越有可能成为一般等价物。
如果把古代可能有的物品（无论是人类生产的还是天然的）进行分析，最先充当一般等价物的极有可能是粮食，另外可以充当一般等价物的是布帛等织物。在发现青铜之后，青铜则是另一种可以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物品。事实上，古代的先人们依据他们的生活常识就可以发现什么样的物品容易被卖方接受，并不需要像笔者写文章这样认真分析。
要想达成交易还需要一件事情必须事先明确，那就是交易的价格。如果是以物易物，必须对双方的物品事先进行计量，商量好双方交换的数量，然后才有可能达成交易。以农具和粮食的交易为例，农具的最小计量单位是件，是不可能拆开卖的（暂不考虑半成品加工为成品的特例），粮食的最小单位则可以是一粒。双方交易时，一件农具可以换取一定数量的粮食，卖农具的自然不会一粒一粒地去数，而是以某种容器来量。在古代，计量粮食数量的单位是容积单位，如合、升、斗、钟等，各个时代具体大小可能有差异，但都是以容积来表示。这样，农具的价格就可以用交换粮食的多少来表示。不同的实物有不同的计量方式，如果是布帛等织物，则是以长度（宽度）来计量，在古代称为度；如果是青铜等金属，则是以重量来计量，在古代称为衡。以实物计价在古代是通用做法，这可能是度量衡的最初应用之一，后世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度量衡制度，
有学者认为兽皮、牲畜等也是实物货币，其实不然。由于它们的可分割性和可计量性要远比粮食、布帛、金属等差，一般情况下是不太可能作为一般等价物使用的。
这种以实物为交换媒介的历史时期被货币史学家称为实物货币时期。在实物货币时期，充当交易媒介的实物和不充当交易媒介的同一实物，在使用上是无区别的。它在货币史学家的眼里是货币，但在其拥有者眼中仍是实物，只不过这种实物很容易换来他所需要的其他物品罢了。
二、贝币其实不是实物货币
商周时期充当货币的贝壳是一种特定的海贝，质地坚固，古钱币收藏家们称之为货贝。在许多商代、西周墓葬考古中常有发现，少则数枚，最多可达数千枚。这些墓葬遍布河南、山东、陕西、山西、河北、宁夏、甘肃等地，表明贝币的使用在商周时期非常广泛。
货贝的货币特性确实要比粮食等实物货币更为明显，计量和携带更为便利。贝币的常用记量单位是朋，五枚货贝为一系，十枚货贝为一朋。在商周时期的青铜铭文中经常有“赐贝”的文字记载，货贝在商周时期是货币已经没有什么争议。货币学家争议的是贝币到底是如何及何时成为货币的，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还是实物货币。
按照当前学界关于货币演变的一般规律，货贝最初应当是以普通物品与其他物品（如陶器）进行物物交换，然后逐步演变为一般等价物，进而成为货币。商周时期贝币的价值很高，在西周初期或商代，如果能得到二朋贝币的赏赐，便足以让受赏者铸造一件青铜器用作纪念。西周时期青铜器卫盉铭文记载的交易中，一朋贝的价值相当于十多亩的田地。在西周初期时一家奴隶的价格也不到一朋贝，甚至一枚货贝就可以买到一名奴隶。贝币的价值是如此之高，那么在其成为货币之前，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贝该具备什么样的使用价值才能与之相当呢？另外，如果货贝是物物交换的一方，它应当具有相应的使用价值且为人们所必需才有可能成为交换的一般等价物，这些显然是经过手工打磨和穿孔的贝壳又有什么样的使用价值为当时的人们所必需呢？
于是，某些学者经过研究后认为，这种贝壳的形状象征着女性生殖器，是母系社会生殖崇拜的产物，这些贝壳经过打磨和穿孔后非常漂亮，为远离海边没见过此类物品的人们所喜爱，可以作为手链、项链之类的装饰品使用。
虽然为贝壳演化成货币找到了理由，但这种理由仍显牵强。我们很难想象，在以物易物时期，物品并不丰富甚至连肚子都有可能填不饱的先人们，怎么会把辛苦生产出来的富余产品，换来只能当作装饰品的一串贝壳？就算是有喜爱的成分甚至非常喜爱，似乎也不太可能。如果说先人们是以贝壳作为崇拜对象所以其尊贵，倒是可以解释其价值高昂，可是，神圣的物品是无从定价的，又怎么会成为广为接受的交易媒介呢？（想起来一段相声，灶王爷的画像只能说“请”，不能说“买”。）
显然，在物物交换时期，作为实物或装饰品使用的货贝无论如何也不太可能是物物交换的一方，而在实物货币时期也不太可能成为生产工具、陶器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一般等价物。贝壳演化成为货币并非是生殖崇拜或喜爱装饰品的结果，它是通过另一种路径演化成为货币的。
三、货贝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债务凭证
中国古代曾经历过大洪水时期，大禹治水便是为了消除大洪水时期的自然灾害。在那个时期，黄河流域的气候温暖湿润，河道、湖泊密布，海岸线也比现在更为靠近内陆地区。生活在黄河下游流域的先人们，除了农耕以外，还广泛从事着渔猎活动。当时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青铜品广泛使用之前，人们的生产及生活用品主要是骨器和陶器，当然也还有石器。准确说来，这个时代应称为骨器时代。
骨器时代的氏族部落内部，已经有明确的社会分工，氏族部落可能已经建立有手工作坊，工匠们在手工作坊里制作骨器。骨器的制作在当时属于相当先进的技术，为部落首领或部落的统治者控制拥有。氏族部落内部由各家庭组成，部落成员的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仍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骨器作坊制作的骨器最初主要面向部落成员。
骨器作坊最初在面向部族成员制作骨器时，可能是以定制的形式进行。部族成员将兽骨材料交给骨器作坊，在骨器制作完成后，骨器作坊再将骨器交给对方。如果骨器作坊的工匠与部族成员很熟悉，自然通过口头约定即可。但如果部落较大，成员较多，骨器作坊在收到兽骨时向其出具某种特殊凭据则几乎是必须的。
另外，除了定制骨器，骨器作坊还可能会预先制作好骨器用以销售。制作骨器需要大量的兽骨，骨器作坊在向部落成员收购兽骨时，有可能并不是以实物货币（比如粮食）即时进行交换支付，而是向其出具某种特殊凭据。
这种特殊凭据对于部族成员来说无太大问题，在他们心中骨器作坊是不太可能赖掉他们几件骨器的。对于骨器作坊来说则是需要考虑什么样的物品可以充当这种特殊凭据，以防止部族成员伪造这种凭据。于是，这种在当地并不罕见甚至是他们吃剩下的贝壳，便成为备选材料之一。
按常理推测，骨器作坊可以用其他的骨器制品充当交换媒介，但事实上并没有，而是选择以贝壳为原料进行打磨、穿孔后充当凭据，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兽骨出卖方并不过多需要这些骨器，毕竟一件骨器可以用好长时间，而渔猎时代的兽骨却是他们渔猎的产物，是经常性的收获，这种交换也是经常性的，因此在兽骨出卖方仅仅是一种证明，最终需要交换出去以换取其他必需品。二是骨器作坊出于制作成本和计量方便的考虑，花大功夫去制作这样一件仅仅起凭据作用的骨器并无必要，只要不被部落成员们仿照，与他们吃剩下的贝壳相区别即可。这里所说的制作成本指的是骨器制作的难易程度。
现代考古在墓葬中发现的货贝一般都是经过打磨和穿孔。不要小看这种技术，这是普通部落成员绝对做不到的，对于这些实质上起债务凭证作用的贝壳，它起到的是防伪作用。贝类种类繁多，但适合进行打磨和穿孔的种类并不多，对贝壳的质地要求很高，需要坚固耐磨、不易碎裂，这可能也是后世出土的贝币种类也就那么几种的主要原因。
当然，仅仅是出卖兽骨的部族成员按照特制贝壳的多少换取骨器作坊的骨器，还不足以大范围推广这种特制贝壳。在原始部落时期，主要资源及产品均由部落统治者所控制，如果骨器作坊的所有者承诺以这种特制的贝壳可以换取他所控制拥有的其他物品，比如陶器、粮食等，那么肯定大受部落成员欢迎。久而久之，这种特制贝壳也就成为部落内部通用的流通货币了。
上述推论虽为猜测，但不失为一种解释。这种解释虽无实据，但未必比生殖器崇拜理论更荒唐！事实上，许多现代企业发放的内部凭证，就是以企业拥有的产品或服务为备付标的，实质上就是最原始的货币发行。
四、货币流通的范围取决于武力控制的范围
贝币最初只能在部落内部流通。原始社会晚期，部落间的关系常常是敌对关系，相互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如果想与其他氏族部落进行交易，除非部落间形成联盟或约定，或者合并成为同一部落，否则很难以贝币作为媒介进行交易，问题在于相互间没有信任。在他们双方看来，再漂亮、再精美的贝壳也只是贝壳，任何一方的失信行为都会造成对方的重大损失，双方都承受不起这样的损失。
因此，部落间的商品交换仍然是以物物交换的方式进行。
据《史记》记载，商族的先祖契因为协助禹治水有功，被帝舜任命为司徒一职，被封于商(今商丘一带)。可能是因为契担任司徒一职，其后世子孙们大多以经商为主，也确实是有经商头脑。契的第七世孙王亥，大概是为了解决经商时的运输问题，创造性地使用牛车来拉货贩卖。有一次，王亥与族人到有易氏的领地做生意，可能是在当地乱来，被有易国君杀掉了。大概是他们做买卖很出色，后世许多与买卖相关的词语大都与“商”字有关。
也许是为了更广泛地进行贸易，商族在夏代末期就已经开始征服周边的方国，最终商汤打败了夏桀建立了商王朝。商王朝的建立使得贝币变为全国通用货币。周灭商后，开始时并未废除贝币，贝币的使用至少持续到西周中期。
商周时期贝币应该是非常流行的。《尚书盘庚》中有一句话：兹予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虽然是斥责下属只知贪财不思进取，但也表明贝币在当时上层贵族间已经非常流行了。贝币做为货币，也就是后世的“钱”，不仅是上层贵族的追求目标，下层民众更是如此。贝币是如此地深得人心，以至于在诗经里都有“既见君子，赐我百朋”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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