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平心径熟 不遣有穷途
“怀”字作为名词有心意和抱负的含义，以此为题的诗一般都是比较直接表达作者的真实心境。诗歌的创作，虽不似章回体小说那样有必然的情节连续性，但同一作者、不同时期、相近题材的诗歌作品，却也往往有可供稽考的内在情境转换。
（一）感怀言志
《感怀诗一首》（时沧州用兵）是杜牧现存诗作中创作时间可考的最早的一首，作于唐大和元年（827），以“感怀”为名其言志的目的显然非常明确。《樊川集》的编者裴延翰（杜牧的外甥）在樊川集序言中用“刺当代”三字定义了此诗的创作目的。“刺”在这里是“斥责、指责”之意，看来即将开启仕途人生的杜牧，即使不是对当时很多现实状况感到非常不满，也是有很多自己的抱负准备施展。那么他到底“斥责”或“指责”的是当代的什么问题呢？诗中写道：
1.如何七十年，汗赩含羞耻？韩彭不再生，英卫皆为鬼。凶门爪牙辈，穰穰如儿戏。累圣但日吁，阃外将谁寄？
2.茹鲠喉尚隘，负重力未壮。坐幄无奇兵，吞舟漏疏网。
3.一日五诸侯，奔亡如鸟往。取之难梯天，失之易反掌。
以上这几联诗，一方面是在说唐王朝自“安史之乱”起，七十余年来面对藩镇的嚣张跋扈、时叛时附的情况，一直没有找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另一方面则是讲唐王朝无兵可调、无将可任的窘境。这些都只是在陈述现象；
4.圣云继之神，神仍用文治。德泽酌生灵，沉酣薰骨髓。旄头骑箕尾，风尘蓟门起。胡兵杀汉兵，尸满咸阳市。
这四联诗，前两联说的是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之初采用魏徵“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贞观政要》）的主张，成就了初唐“贞观之治”的盛世。但李世民在正式实施魏徵的建议之前与群臣的讨论中，时任宰相的封伦（字德彝）表示强烈反对，认为“（魏）徵书生，好虚论，徒乱国家，不可听。”，后来李世民还是坚持采用了魏徵的建议。结果天下大治，此时封伦已卒，李世民不无遗憾地表示：“惜不令封德彝见之。”，这件事被杜牧写进了另一首诗中“蟪蛄宁与雪霜期，贤哲难教俗士知。可怜贞观太平后，天且不留封德彝。”（《过魏文贞公宅》）。杜牧创作这首诗的时间在“安史之乱”之后七十余年，此时才是真正的“贞观太平后”。历史用更长的时间，证明了封伦意见正确性的一面，杜牧反用李世民的话，实在是感慨世上为何再也没有出现封伦这样有真知灼见的贤哲宰相。在更久远的历史上，当尚为太子的汉元帝向汉宣帝建议重用儒学之士时，汉宣帝曾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令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汉书.元帝纪》）”。这些话与封伦批评魏徵的话何其神似！汉宣帝当时甚至颇有先见之明地叹息道：“乱我家者，太子也。”，西汉王朝后自元帝始逐步衰落。西汉终被王莽篡位，建立新政权，以儒家理论开启了一场全面复古的乌托邦式的改革。结果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经济崩溃、政权倾覆，本人身首异处，后来还被白居易吐槽“王莽谦恭未篡时”。
唐初，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得以即位，迫切需要缓和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并希望以优异的政绩赢得广大民心，从而获得普遍认可，来证明他取得政权的合理性。所以，表面上采用魏徵的建议是唯一合理的选择。但以唐王朝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并没有全依魏徵之言“偃革兴文”。不必细数唐初的众多猛将名帅，李世民本人就是一位从统一战争中淬炼出来的优秀战将。他历来喜欢轻骑突袭，著名的“昭陵六骏”就是他戎马生涯最好的证明。虽然此时唐王朝已经结束了对内的统一战争，但还要面对突厥、吐蕃等外部势力的军事威胁。除了被动应对游牧民族的骚扰，还主动发起了对辽东和朝鲜半岛的侵略性战争。所以终其一生，李世民都没有完全停止过在军事上的主动作为，唐王朝皇帝的天可汗称号，大半都是打出来的。至晚年李世民对魏徵态度的变化，很能说明问题的实质。但“德泽酌生灵，沉酣薰骨髓。”这般的文治之功，在唐王朝内部日后的承平日久之中，终于演变成为“忘战必危、好战必亡”的现实危机，这一危机的种子就是在此时埋下的。这也正是《感怀诗》要“刺”的真正问题。
那么是从什么时候、又是什么原因使得唐王朝后来变得无将可任、无兵可调了呢？杜牧在《原十六卫》（834）中明确写道“...开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胜矣，请罢府兵。’诏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强矣，请博四夷。’诏曰：‘可。’于是府兵内铲，边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失往，内无一人矣。”。唐承隋制，唐初的府兵制承袭于隋。隋唐的府兵制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特点是兵农合一。全国有负责府兵选拔训练的折冲府，府兵平时为耕种土地的农民，农隙训练，战时从军打仗，参战武器和马匹自备。府兵制至唐初日趋完备，唐太宗时期达到鼎盛。唐高宗以后，随着土地兼并、人口增长，均田制被破坏，府兵征点制失去了赖以实行的经济基础。唐玄宗统治初期，府兵逃散的情况日渐增多，以致番上卫士缺员，征防更难调发。开元十年(722)宰相张说以宿卫之数不给，建议召募强壮。开元十三年（725），改名“骑”，分隶十二卫，基本上代行了府兵宿卫的任务。开元二十五年(737)，下诏命令诸镇节度使按照防务需要制定定额，在诸色征行人和客户中召募自愿长住镇戍的健儿，便令常住。开元二十六年（738），又下诏说诸军召募的长征健儿业已足额，以后不再从内地调发，原有兵士(包括募兵、键儿等)非长征者一律放还。这就在法令上停止了调发府兵征防。天宝八载(749)鉴于军府无兵可交，遂停折冲府上下鱼书，府兵制正式废止。
必须要指出的是府兵制的没落，一方面源于盛唐时期大量的土地兼并和人口增长。府兵制的经济基础是均田制，但均田制却无法有效抑制土地兼并，至唐德宗时期政府被迫开始施行“两税法”替代“租佣调制”，这一做法等于实际承认均田制作废，无法恢复均田制也就无法恢复府兵制；另一方面府兵制“兵农合一”的特点，也无法满足藩镇大规模、经常性的对外用兵需求，于是失地农民和无地人口就成为募兵的对象。府兵制废止的过程，也是唐王朝国家军队逐步成为割据势力和军阀武装的过程。杜牧进一步指出“内罢府兵、外博四夷”，使得唐王朝军事力量分布渐成“尾大中干”之势，结果必然“居外则叛，居内则篡。”（《原十六卫》834）。府兵制正式废止六年后，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无兵可用的唐王朝只能雇佣回纥等外族势力平叛，回纥则在唐朝皇帝的承诺下顺便抢劫，天可汗之尊已经名存实亡。前引后两联诗描述的正是这个事件的惨状，唐王朝经此之乱由盛转衰。
5.关西贱男子，誓肉虏杯羹。请数击虏事，谁其为我听。
6.叱起文武业，可以豁洪溟。安得封域内，长有扈苗征。
7.韬舌辱壮心，叫阍无助声。聊书感怀韵，焚之遗贾生。
这是诗尾部分的六联诗，杜牧在此表明了对抗外敌、整肃藩镇的决心和信心，并明确指出需要以文武并重的政策，改变重文轻武的政策倾向，另外还提到自己的政治偶像是西汉的著名政治家贾谊。我们在此看到，杜牧此诗立意虽在“刺当代”，但并没有一味指摘泄愤，而是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主张，希望自己能得到机会为国消除内忧外患，这充分显示了他作为世家精英分子的现实担当。二十四年后，杜牧在另一首诗作中写道“广德者强朝万国，用贤无敌是长城。君王若悟治安论（指贾谊所作《治安策》），安史何人敢弄兵？”（《咏歌圣德远怀天宝因题关亭长句四韵》（851）），证明了杜牧在《感怀诗一首》诗中的主张伴随了他的整个仕途人生，从未没有过改变，其中也包括他的政治偶像——贾谊。
（二）遣怀适情
唐大和七年（833）初杜牧第一次到扬州，据其自己所言“奉沈公命北渡扬州，聘丞相牛公。”是尊沈传师之命，事实上也是受牛僧孺之聘，按其心却不无对祖父的缅怀，毕竟杜佑曾在扬州任职十五年之久，并在此最终完成了对《通典》的编纂。同年四月，杜牧正式入幕淮南任推官，开启他为期两年多的第一段扬州生活。据《唐代扬州史考》（李廷先）载，唐大和七年（833）扬州正遭遇特大洪水，翌年唐大和八年（834）又发生了灭顶火灾。显然天公不作美，并没有为杜牧享受惬意的扬州生活，提供适宜的便利条件。扬州这两年中受灾、救灾的情况在杜牧本人现存的诗文中均无任何直接表述，甚至在明确创作年份的诗作中，大和七年（833）杜牧到扬州后也是个空白，被认定作于大和八年的《扬州三首》也尚存疑。反之，诗作的稀少多少能从侧面证明，这一时期杜牧所处的环境肯定不大适合诗歌的创作。唯一可能与灾后重建有关的，是创作于唐大和八年（834）十月二十一日的《淮南监军使院厅壁记》。我们据此得知他的职务至少在这之前已经从单纯负责司法审判的推官，转任类机要秘书性质的掌书记，此中原委显然不只是因为杜牧拥有出众的文采。
那么于本职公务之余，杜牧在扬州期间还做了哪些有据可考的事呢？主要是上疏朝廷谈兵论政。杜牧这一时期现存的奏疏有：
1.《罪言》往年吊伐之道未甚得所，故作。（《上知己文章启》）；
2.《原十六卫》自艰难来始，卒伍佣役辈，多据兵为天子诸侯，故作。（《上知己文章启》）；
3.《战论》兵非脆也，谷非殚也，而战必挫北，是曰不循其道也。故作。（《战论序》834）；
4.《守论》往年两河盗起，屠囚大臣，劫戮二千石，国家不议诛洗，束兵自守，反修大历、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是使逆辈益横，终唱患祸，故作。（《守论序》834）。
这些奏疏重点探讨如何解决唐王朝当时最为棘手的藩镇问题，但也各有侧重。《罪言》以上中下三策做了总体设计，是战略问题；《原十六卫》以兵制演变和治乱关系讲备兵选将的标准，是最主要的战备问题；《战论》以“四支”“五败”分析以往军事行动的成败得失，是战术问题；《守论》以大历、贞元对藩镇姑息政策的事实证明，只有立足战才是唯一出路，是杜牧的决心书，也是给决策者的定心丹。后来在《新唐书》和《资治通鉴》中，都大量转载了这几封奏疏的原文。
杜牧在这个阶段开始了《注孙子》的写作，这是杜牧平生最为得意的著作，在自撰的墓志铭之中重点提及，“上穷天时，下极人事，无以加也，后当有知之者。”（《自撰墓志铭》852）。杜牧一生读书、求学、致仕的经历，始终伴随着晚唐的动荡时局，逐步形成了他自己对历代典籍的认识——“经书括根本，史书阅兴亡。”（《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840）。杜牧“幼读《礼》，至于‘四郊多垒，卿大夫辱也’谓其书真实不虚说。年十六时，见盗起圜二三千里，系戮将相，族诛刺史及其官属，尸塞城郭，山东崩坏，殷殷焉声震朝廷。当其时，使将兵行诛者，则必壮健善击刺者。卿大夫行列进退，一如常时，笑歌嬉游，辄不为辱。... ...某自此谓幼所读《礼》，真妄人之言，不足取信，不足为教。”（《注孙子序》）。在历代经典和严峻现实的共同作用下，杜牧很早就意识到光靠恢复徒有形式的典章制度，已经难以挽回唐王朝日渐衰亡的命运。杜牧“及年二十始读《尚书》、《毛诗》、《左传》、《国语》、十三代史书，见其树立其国，灭亡其国，未始不由兵也。... ...然后信知为国者，兵最为大，非贤卿大夫不可勘任其事，苟有败灭，真卿大夫之辱，信不虚也。”（《注孙子序》）。杜牧在《注孙子序》开篇即提出“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的论断，这不但是他对当时儒家单纯以“礼教”为手段的治国理政体系的重要补充，更是他基于自己的所见所闻，从历史的角度审时度势得到的真知灼见。这完全可以被看作是杜牧为实现文武并重政治主张，所做的军事理论准备。
另外杜牧还有一部很少被提及的《考工记注》，应该也是作于这个阶段。扬州自古就有发达的手工业，为他发展并创新对《考工记》的某些见解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考工记》是春秋末年或战国初年齐国人的著作，汉河间献王以《周官》阙《冬官》一篇,遂以《考工记》补入，使其成为《周礼》中的一篇。《考工记》是按照原材料将技术分工的，它实际上包括了制车、兵械护甲、礼乐器具、制陶、建筑与水利、量器制造、织染刺绣、农业机械等技术。几乎每一门类的技术都涉及设计规范、制造工艺,并且阐述其中的科学原理。杜牧注释这部书的目的一方面是规范繁荣手工制造业，另一方面无疑与军事后勤保障相关。在当时，这些手工业就是唐王朝的国家工业基础，直接关系着军队装备的质量、影响着军队的战斗力。
我们从杜牧以上这些著作、奏疏，可以看到杜牧在第一段两年多的扬州生活中，以自己的学识和经历、结合唐王朝的现实问题，基本形成了自己完备的军政主张，并着手做理论准备。接下来如果杜牧的这一系列主张、建议能获得应有的重视，审时度势地逐步采纳实施，那么唐王朝衰亡的命运或许还能出现一丝绝转机。这应该才是杜牧所钟情的“扬州梦”，这是一个革除积弊、因势施策的强军之梦；一个利国富民、神州处处皆扬州的富强之梦；一个试图以他个人的努力，帮助唐王朝恢复往日辉煌的复兴之梦。
遗憾的是历史没有假设，唐大和九年（835）杜牧虽被召回长安任真监察御史，但他随即以不能胜任为由避祸（时训注用事）东都洛阳，在那里度过了两年困顿生活。至唐开成二年（837）如前文所述，为治疗弟弟杜顗的眼病，再次来到扬州，后因假满百日而辞官，当年秋末又因生计所迫再入宣州幕。杜牧回思从十年前进士及第、制策登科步入仕途，到追随沈传师先后入幕洪、宣，后又入扬州淮南幕的江湖岁月；再到三年前回京拜真监察御史、分司东都，直至此时二次入幕宣州；沦落江湖、生活困窘、壮志未酬、仕途重启、物是人非，如此情境杜牧以一首《遣怀》赋之即合心情、又属实情。这也进一步证明了此诗创作于唐开成二年（837）秋末，杜牧一家准备离开扬州去往宣州的那个阶段，当确切无疑。
遣兴
镜弄白髭须，如何作老夫。
浮生长勿勿，儿小且呜呜。
忍过事堪喜，泰来忧胜无？
治平心径熟，不遣有穷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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