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流河》读书笔记（上）

《巨流河》读书笔记（上）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柳青《创业史》

1930年姥爷带着作者和妈妈，弟弟去南京与父亲团聚，是一个转折点。作者父母亲19岁结婚，后父亲离家留学，工作，母亲10年间未离开过辽宁老家，两个人的路越走越远。加上幼子突然死亡，母亲失魂落魄。姥爷心疼自己手心里长大的女儿，亲自送女儿找丈夫。我好奇地是，那时齐爸爸为什么不主动接他们过去？到了南京之后，母亲亦不再抑郁，作者也得以在南京上学。

1934年得了肺炎，父亲拿出一半的工资让自己住进北平的疗养院。亲眼目睹了许多病人尸体被撒上石灰的场景，也因此终生胆小怕黑暗，因祸得福的是，期间，读书是惟一的消遣，最终成为作者终身的兴趣。

1934年，作者父亲四处走动，建立中国第一所国立中学，“国立中山中学”，从此照顾从东北到南京的学生是父亲的主要工作之一。1935年一个寒冷的夜晚，一个自己把名字从“张乃昌”改为“张大非”的18岁男子，在作者家里讲述家破人亡的故事。从此，他忧郁温和的笑容成为作者每周六的期待，一次一起登山返回途中，作者因寒风和夜色恐怖而哭，哥哥已经跑下山。张大非在隘口回头望作者，眼中的同情与关怀，一直留在心里。后安慰说，“别哭，别哭，到了大路就好了。”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是中国的转折点，南京成为孤城，作者一家还有其他1000多名师生从南京撤离到汉口，一路的寒冷，死亡，悲伤。母亲血崩症突发，三妹急性肠炎死去，大非改名叫大飞，报名军校，离去。送给作者一本圣经，六十年来寸步不离。

小学毕业后，作者在周南女中上学，中山中学因她体弱多病不愿接收。“我今天回想起那些老师随时上课的样子，深深感到他们所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希望和信心。他们真正相信‘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除了各科课程，他们还传授献身与爱，尤其是自尊和自信。”

1938年11月，作者在南开中学报道，在那里的六年，她成为她成为一个身体健康，心智开展的人，奠立了一生积极向上的性格。我的小学和中学好像让我形成了专心学习但是木讷的性格。

作者说，“南开中学在抗张最艰苦的八年中，教育了数万青年，每个人几乎是张伯苓精神的延伸。” 张伯苓精神就是爱国，奋发图强，重视教育。1917年，41岁的他去哥伦比亚大学研究西方教育理念。“张校长的身影永远留在学生心里。在沙坪坝那八年，他住在校内宿舍，每天早上拄杖出来散步巡视，看到路旁读书的学生就过来拍一拍肩，摸一摸头，问衣服够不够，吃得饱不饱。南开的学生都必须住校，在他想，这些孩子都是父母托给他的，必须好好照顾。”

对作者影响最深的是国文老师孟志荪先生。高二高三两年，作者除了应付别的课程，准备全国大专联合考试之外，日日夜夜背诵诗词。作者形容孟老师“他的语言不是溪水，是江河，内容滔滔深广，又处处随所授文章诗词而激流奔放。” 南开优良的读书风气和师长的春风化雨，打下了作者一生读书为人的基础。我的高中给我的印象就是无数的试卷，和一首读了无数遍的《春江花月夜》，一本一看就哭的《红楼梦》，还有一张烧了的艺术照。

沙坪坝6年，张大飞是作者最稳定的笔友。1943年4月，作者最后一次见张大飞，“隔着军装和皮带，我听见他心跳如鼓声。” 26岁的张大飞在他的遗书中说“以我这必死之身，怎能对她说'我爱你‘呢？’”

8月底，作者由重庆到川西嘉定武汉大学读哲学，后在朱光潜老师等劝说下，改入外文系。朱老师说：“你如果转外文系，我可以做你的导师，有问题可以随时问我。” 因为教材不全，英诗课都是先抄，后讲，再背，每首诗都得背。作者形容，“朱老师上课相当准时，他站在小小的讲台前面，距我们第一排不过两尺。他进来之后，这一间石砌的配殿小室即不再是一间教室，而是我和蓝天之间的一座密室。无漆的木桌椅之外，只有一块小黑板，四壁空荡到了庄严的境界，像一些现代或后现代的studio。”

不加入当时的“读书会”，也是人生的重大决定，避免了以后的种种政治风波，得以清净地读书。不参加，也多亏了父亲的指引：“吾儿生性单纯，既对现在功课有很大兴趣，因尽量利用武大有名的图书馆多读相关书籍，不必参加任何政治行动。国内局势仍在低潮，前线国军仍在浴血守土。吾儿只身在外，务望保持健康，面临任何事都必须沉得住气。” 舐犊之情，纸短情长。但作者不参加政治派别，不代表没有自己的态度，“六一惨案”发生后，作者被要求写追悼文，义正言辞：三个年轻的生命不死于入侵敌人之手，确死于胜利后自己的同胞之手，苦难的中国何日才能超脱苦难的血腥，对立仇恨，能允许求知的安全和思想的自由? 如此，他们的血即不白流......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