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香根”一种家国情怀的传承》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有幸出生在一个平凡的回族家庭里，由于时代的缘由，父母都忙碌于运动式的工作状态，我们这一代人童年时代大都生活在祖父祖母、外婆外公身边。很小的时候我就寄养在了外婆身边，对外婆的思念是永久根植在我的生命血液中，将会永不忘却了吧
！外婆内心信仰的追求外化于她生活的方方面面，老人家从内到外散发着一种朴厚的清香，温暖的热度。
外婆将内心那种洁净如水，朝善慈悲，向外且真挚，隐藏于时光之海的追求传递于我，同时也诠释了一位回族老人，给予传统回族家庭“油香根”价值信仰的解读。“油香根”在回族人的生命中不仅仅是物质载体,而且被回族人注入复杂含义,在家庭、社会、宗教活动中充当特有意义的象征,成为一种典型的文化符号。油香以其 先入为主 的姿态,游走于回族人的重大节日及任何一个人生礼仪,油香在每个回族人的生命中有了 迎来送往 和 生死与共 的意义。且蕴含了回族文化中的丰富内涵，从普世价值的角度诠释，“油香根”是回族文化的脊梁，是家国情怀的永世传承。同时也是丰富了中华传统文化，“精忠报国”民族气节的自我解读。
翻开尘封的历史，公元1856年秋，咸丰六年，杜文秀率回、汉、夷，三教一体，巍山小围埂“忠义堂”起事，高举“遥奉太平天国之号召，革命满清”之义旗，以严密的军事战时纪律为保证，奋勇杀敌之精神。霎时间攻破龙尾关
，直捣大理府城，在回、汉、白民众的援助下
，义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除清一切地方团练武装，匪兵游勇。义军兵不血刃占领迤西府城大理，以杜文秀为首的忠义堂义军迅即建立大理政权，义军众首领推举胆略卓尔不群，汉文化，伊斯兰经学文化皆通的杜文秀为总统兵马大元帅。建立起了三教一体，团结回、汉、
、夷、傣各族的农民武装政权，统治管理迤西道十八年之久。杜公元帅幼时就聪颖过人，饱读诗书，十四岁即中秀才，受中国正统儒家文化的滋养，后又拜满大阿訇为师攻读经学，熟读《古兰经》、圣训。杜公帅部迤西各族农民
、工商业者、民族资产阶级建立大理政权，旗帜鲜明地反清，提出了具有民主革命性质，团结各族群众力量的革命纲领：“连回汉为一体，三教联心，竖立义旗，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剪除贫污，出民水火”。能够明确的把民族团结，统一战线纳入起义纲领中，证明杜公具有了超前的前瞻意识，把那种宏阔的思想精神，家国情怀的忠于正统伦理的思想道德融入进了他的行动意识中。为了保庇民众，换取大理城的安宁，杜文秀的忠信致礼的价值取向，置身赴营，渴鸩自戕，再一次证明了他在斗争中坚守的儒仕伦理道德，是他愚守的底线，也是中华文化底色的一面。
杜文秀大理政权的十八年，从历史的纬度看，腐朽没落的清政府，内忧外患，无遐顾及西南边陲受外戚的侵扰，英、法老牌帝国主义殖民者，一直觊觎云南这片资源丰富，美丽富饶的土地，多次派遣间谍探险队，踏进云南土地，到了大理政权统辖区域，杜文秀多次将英法“探险队”，安邺、顾巴、斯莱顿驱逐出境，维护了祖国神圣主权的不容侵犯，从根本上，云南这片热土不被从祖国的怀抱中分离出去。十八年后，民主革命思想，共和维新革命浪潮袭卷腐朽、没落、沉腐专治统治之时。杜文秀团结各族民众，彻底反清建立民主政权的革命纲领依然深远的影响着，后来者的民主革命志士。革命先行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黄兴成立“同盟会”，在东南亚缅甸、泰国、槟榔屿，广泛吸收了大批回族华侨。具载：“据辛亥革命老人沙儒诚先生述，1908年孙中山先生在槟榔屿，派人赴暹罗成立同盟会……。侨领郑崇林即郑和后裔参加了同盟会，此外还有罗汉采、杜长安、沐二荣与马太（均为回族）参加了同盟会。”又述“永平曲硐最有实力的回族马锅头罗汉采，在南洋经商时曾经结识了辛亥革命领袖孙中山、黄兴参加了同盟会”，大批的迤西回族孑遗后裔，在杜文秀起义失败后纷纷逃离家园，很大一部分滇西回族逃到临近云南的缅甸、泰国，在那里另谋生路，留下“油香根”。我的曾祖父马骐程就是在大理政权失败后，背景离乡走夷方到缅甸打工渡日，最后稍有积累才做贸易皮货生易，在缅甸依然决然第一批参加“同盟会”入会编号为228号，曾祖父同一批入会的盟员不乏大批的回族子弟。曾祖父二十多岁，长年颠沛流离为生计奔波，没有接触过多少革命性的先进思想，作为一个打工挣钱的低下层人，在异国他乡决然参加到革命性的先进组织中，这不仅仅是受杜文秀革命思想的影响，同时铁的事实证明了回族族群中将那种忠君爱国，家国情怀的思想情结已经融入自己的信仰中，穆圣说：“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正因为有了这种坚定的爱国情怀，他们在危机之时，才能做到依然决然选择了奋斗和牺牲，这种信仰价值也丰富了“油香根”的文化内涵。
同样如此，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当侵略者的铁蹄踏入中国的危机时刻，回族民众也是最具战斗性，敢于牺牲生命的民族。在抗日战争14年中，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抗击侵略者的卫国战争中。从北山黑水间到中原腹地，沦陷区，战时陪都重庆，滇西抗战前线，都有回族儿女保家卫国，为民族而战国家至上的大批民族英雄，杨靖宇、马本斋、马继武、赵钟奇是这个群体的代表。他们为了拯救危难时刻的中华民族，奉国家至上为最高信仰，他们不惜牺牲生命，这就是民族的脊梁，伊斯兰信仰的正信，代治者书写的诗行，为后世准备的盘缠。在后方回族子弟投身于全国抗日服务洪流
中。1938年2月在抗日爱国将领白崇禧将军的主导下，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在重庆成立。协会向全国回胞发表的抗日救亡宣言中指出：“全国一致抗日之际，我教胞黍为中华国民，爱国怎肯行后人，趁此机会，若不团结奋起，以表现我回教之精神，保持我回教之荣誉，不特为人格之污，仰且为宗教之辱。”在陪都重庆回族贤达，商会会长温少鹤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正义事业中，委托老舍先生创编首部回族体裁话剧《国家至上》，积极宣传抗战救国，国泰大剧院公演大获成功。
总之，在艰苦的14年抗日战争中，回回民族将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显示出空前的爱国热情和自我牺牲精神。从前线到后方，由城市到乡村，凡有回族的地方，就有抗战的烽火。正如中共中央在《回回民族问题》中所指出的：“在中华民族抗日民族自卫战争的进行中，回族更有它一定的重要地位，……它是一个伟大的力量。简单地说，回回地位的重要，就在于没有回族参加抗战建国事业，没有回族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那末，抗战建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保证的。”在这场战争中，回回民族将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显示出了空前的爱国热情和自我牺牲精神。回族同胞的抗日救亡运动,在中国现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们的抗日救亡运动,对于促进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加深各民族间的了解,促进民族间的团结与协作,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无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
中国回族群体始终把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存亡和发展梦想根植于内心的信仰，家国情怀，各民族间的情感作为信仰价值的追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惟主独一，任何造化都来自造物主的意欲。人类命运共同体，无高低贵贱之分，无优越低贱之别。这是伊斯兰教信仰价值体系的终极追求，同时也是回族文化的基本内核。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主旨演讲说道：“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如果人类文明变得只有一个色调、一个模式了，那这个世界就太单调了，也太无趣了！我们应该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
自从伊斯兰教传入中国14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穆斯林信众坚持着伊斯兰教信仰的基本内核，吸收着中华文化的合理外延，不断丰富自己的民族文化，增强着自己的文化自信，固守着自己的信仰价值体系，走出了一条伊儒会通的中国化道路。建立起了独具民族标签，伊儒会通的“油香根”符号。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说所讲：“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华文明鲜明的价值导向，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
中国穆斯林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一以贯之始终坚持着唯真唯一、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生存理念，存心于国家理念，民族之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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