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中，王阳明解释什么是“不可学”的“上达”。
原文：问上达工夫。先生曰：“后儒教人，才涉精微，便谓上达未当学，且说下学。是分下学、上达为二也。夫目可得见、耳可得闻、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学也；目不可得见、耳不可得闻、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达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学也；至于日夜之所息，条达畅茂，乃是上达。人安能预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语者，皆下学，上达只在下学里。凡圣人所说，虽极精微，俱是下学。学者只从下学里用功，自然上达去，不必别寻个上达的工夫。”
陆澄问，什么是“下学而上达”中的“上达”。王阳明解释，现在的儒者，认为精微学问便是“上达”，不是一般人能听懂的，姑且要讨论日常学问，打牢基础。但是，所有可见、可听、可想的学问，都是下学，而所谓上达，是那些完全不能控制的规律。如种树是下学，而树木生长是上达，这种上达才是真正的人力不可为。做好下学，自然上达，不必再学上达。
1 首先是王阳明拒绝“二分”的一贯方式，否认做学问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步骤。然而这里的论据并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辩证模型，而是“行为-成果”的不可分关系。我们能做的都叫行为，而成果自然会呈现。因此不必有时做“行为”，有时又做“成果”，成果是不可以“做”的。只需要关注行为，可控可感可认识的部分就可以了，而且也只能关注这个。
或许也可以用“原因-结果”这种常见用词来解释。但是或许会有人认为“原因”与“结果”都是事件，因此都是可认识、可了解、可影响的。这也是我们常用这两个词时保有的误解。在人们行为的层面上，所有事情都是“原因”，一旦人们希望做某事来改变结果，那个动作也就成了原因的一部分，而不是结果的一部分。
所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就是如此，这并不是单纯的道德劝诫，而是“问前程”我们也问不到真正的前程，而“问前程”本身也算是“行事”的部分，且是没有意义的行事。想到一个有趣的例子，读中小学的时候，有的学生在写作文方面遇到的困难比较大，总觉得没什么可写的，于是便不自觉地写几个字就回头数一遍字数，看看达到要求没有。长大后理性的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动作很可笑，因为数字数并不会增加字数。而“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的时候，“问前程”就相当于“数字数”，人们却十分热衷，或许有人觉得“问前程”的行为才是理性的，是能够保证努力方向的正确性的行为。我们很容易为某种情绪导致的行为找到合乎科学和利益的解释，但究竟行为发生时是由什么主导，就只有以后的自己能知道了。只有自己骗不了自己。
因此，“上达”不可学，就如同“结果”不必专门做，“字数”不必刻意数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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