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主义

               第一篇：卢安迪：福利主义反而会加剧贫富悬殊？

导读：当今世上其中一个最大的迷思，就是认为支持福利主义的左派较能促进基层福祉、缩窄贫富差距，而支持自由市场的右派则只顾经济发展，漠视穷人死活。但事实又是否如此呢？

　　推广自由经济思想之所以困难，是因为自由经济的不少优点都是跟直觉相悖的。当今世上其中一个最大的迷思，就是认为支持福利主义的左派较能促进基层福祉、缩窄贫富差距，而支持自由市场的右派则只顾经济发展，漠视穷人死活。但事实又是否如此呢？

　　在美国，民主党、共和党分属左右两派，而最近调查发现，共和党支持者的慈善捐赠，无论以平均金额抑或占收入的平均百分比来计算，都比民主党支持者为高，由此可见右派未必不关心穷人。再者，比心中意图更重要的是：左派和右派政策的实际效果是怎样呢？

　　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196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一书，考证了经济自由与贫富差距之间的关系。他不但指出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财富集中现象资本主义国家更严重；即使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越自由、政府干预越少的国家，贫富差距也是越小，而非越大。

　　我想起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迪顿（Angus Deaton）在得奖记者会上亦慨叹，一些发展中国家不靠财富再分配政策都能缩窄贫富差距，但英美两国几十年来大搞福利主义，反而越搞越贫富悬殊。

　“反贫穷战争”永续贫穷

　　美国曾经是全世界经济最自由的国家，立国后百多年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扶贫政策，直至1960年代林登 • 约翰逊总统（Lyndon Johnson）推行所谓“大社会”政策（Great Society），其福利主义方针才立竿见影，自此有增无减。让我们看看这个号称“反贫穷战争”（War on Poverty）的政策对贫穷率和财富分布的实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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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福利开支趋势（红线）与贫穷率趋势（蓝线），来自美国传统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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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基尼系数趋势，来自美国社会学会

　　从两幅图表可见，美国的贫穷率自二战结束后稳定下降，但自从“反贫穷战争”开始，福利开支飙升，贫穷率却停滞不下，而且贫富差距更开始攀升。（顺带一提，香港虽是自由经济的闪亮象征，但香港政府对土地的控制却比大部分西方国家都更深更广，这也是造成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之一。又正如罗致光教授等学者指出，香港政府增加干预后，贫富悬殊更趋严重。）

政府越干预 贫富越悬殊

　　除了比较同一时间的不同国家和比较同一国家的不同时间外，我们也可比较同一国家、同一时间的不同地方。在2015年11月的共和党总统初选辩论中，当主持人问最支持自由经济的兰德 • 保罗（Rand Paul），贫富悬殊问题值不值得关心，保罗答道：“当然值得关心。哪些地方的贫富悬殊最愈演愈烈？是民主党执政的城市、民主党执政的州份、民主党执政的国家。”保罗勇敢地说出西方左派传媒极力回避的尴尬事实，赢尽全场掌声。

　　为什么越多福利政策和政府干预，贫富悬殊似乎反而越严重呢？读者倘知道社会福利产生倚赖效果、制造长期贫穷，以及商业管制扼杀中小企生存空间，助长大财团垄断等等，则不应对这个现象感到讶异。但这里让我谈谈较常被忽略的另外几点。

　　基于奴隶制的历史原因，美国黑人占贫穷人口的较大比重，故可透过比较黑人和白人的处境，某程度上了解不同经济阶层的情况。很多人把黑人贫穷问题归咎于奴隶历史和种族歧视，但其实在1860年代解放黑奴和1960年代开展福利主义期间，黑人的生活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虽然未至于跟白人并驾齐驱，但人均收入正逐步赶上。然而，福利主义的降临，却切断了黑人继续攀升的绳索，使他们堕入不见曙光的深渊。

　　弗里德曼曾说，如果你想知道穷人和富人用的哪些产品的质素最悬殊、穷人用的哪些产品的质素下降得最快，那恰恰就来自政府最积极干预的行业：医疗、房屋如是，教育亦然。上世纪初，美国政府对教育干预未深的时代，虽然黑人学生普遍只能就读较廉价的学校，但他们的学业表现跟白人相去不远，进入职场后亦有力竞争。然而，自从美国政府在20世纪下半夜大幅增加教育开支，教育日益公营化、官僚化，令中下阶层的教育水平每况愈下，今日过半数黑人没有高中学位。

　最低工资劫贫济富

　　令低技术人士雪上加霜的，是最低工资政策。很多人把最低工资想成一块“地板”（floor），以为上调最低工资便能推高工人薪酬，但其实最低工资是一个“栏杆”（hurdle），是工人必须跳得过才能受聘的门槛。在美国尚未订立最低工资的时代，低技术人士较易找到工作（黑人青年的失业率低于10%，跟白人青年无异），以累积经验和锻炼才能，继而向上流动。但订立最低工资后，黑人青年的失业率在过去半世纪从未低过20%，更每每高于50%，是白人青年的两倍。于是，大批低技术黑人青年无法进入劳动市场，被推入福利接济的罗网，甚至走入不法歧途。

　　另一方面，最低工资帮工会把更弱势的工人排挤掉，使工会的工人免受竞争。因此，最低工资是“戴维德定律”（Director’s law）的典型范例。这项由著名经济学家戴维德（Aaron Director）提出的定律表示，绝大部分打着“劫富济贫”的幌子的左派政策，其实际效果都是把最穷的人（以及最有钱的人）的财富转移给没有那么穷的人，结果当然是贫者越贫。戴维德定律的另一例子是社会保障金（social security）：这项政策以补助穷人为招徕，但如果仔细计算会发现，它实际上是劫贫富、济中层的。

　好心做坏事 拆穷人家室

　　此外，福利政策对家庭的影响亦值得一提。由于单亲家长可享有额外补贴，这项政策的客观效果是增加穷人离婚的动机，甚至鼓励青少年不婚产子，然后分手，而首当其冲的当然又是平均收入较低（虽然原本正在追上白人）的黑人。1965年，76%黑人儿童生于双亲家庭，但到了2009年，只有27%黑人儿童生于双亲家庭。在贫民窟长大的黑人经济学家索维尔（Thomas Sowell）叹道：“黑人家庭熬过了几个世纪的奴隶制和种族歧视，但却因福利主义而土崩瓦解。”健全的家庭是人类社会的核心组织，也是儿童健康成长的重要支柱。拆散穷人的家庭，又怎能帮他们脱贫呢？

　　诚然，公共政策与财富分布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议题（跟公共财政和货币政策亦息息相关）。鉴于篇幅所限，本文只能略作举隅，带出事情没有想象中简单。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佛利民和索维尔的众多著作，其中有详述各项号称劫富济贫的左派政策，实际效果为何总是适得其反，“War on Poverty”为何变成“War on the Poor”。

　　最后，分享索维尔1993年回顾西方福利主义之路时，一段发人深省的说话，这段话放到今天依然一针见血：

　　西方世界过去30年的社会史，可以说是以『听上去很好的政策』取代『真正有效的政策』的历史（replacing what worked with what sounded good）。一个又一个领域──罪案、教育、房屋、种族关系──在那些动听的伟论付诸实践后都每况愈下。令人惊奇的是，这段充满失败和灾难的历史不但没有令那些“社会工程师”知难而退，而且公众还继续任由他们摆布折腾。

              第二篇：欧美过度福利主义的五种死法

中国资深财经评论家朱大鸣撰文：欧美国家近年出现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度福利化和债务化，使经济和财政难以持续。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值得中国借鉴。

　　过度福利主义已经成为经济头号杀手，在全球范围内四处扩散。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欧美国家近年出现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度福利化和债务化，使经济和财政难以持续。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值得中国借鉴。

　　不可否认，福利主义对世人的吸引力仍然十分强烈，欧洲人的常休假、早退休、全民医疗保险和完善的福利待遇，让全世界羡慕，利用高额税收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欧洲梦以及与此类似的美国梦，在现实中往往成为这些国家经济竞争力失去的一个重要诱因。

　　为何过度福利主义会导致重大危机，这里面有一个逻辑悖论是难以克服的：政府不是财富创造者，政府可支配的财富来源于是民间，由于穷人往往不用缴税，而富人又有手段避税，因此，政府的财源往往来自于中产阶层。

　　然而，中产阶层又是一个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因素，过度索取往往会导致这个动力机器熄火。

　　先有蛋糕，才能分蛋糕。过度福利主义必须要解决其财源问题，各个国家尝试了各种办法来解决这个难题，但是，这些尝试向人们展示了过度福利主义带来的破坏性后果，这些值得中国人警惕。

　　过度福利主义一般情况下会采取物种方式获得福利蛋糕：

　　第一，对既有财富进行重新分配，从而暂时地解决了蛋糕来源问题。此前践行的重庆模式就有这么一个特征，共和国早期探索的人民公社运动其实也是这种模式，平均主义导致经济无效率，从而也使得公平分配丧失了物质基础和精神动力，这个教训很深刻。不过，这些大体上失败性地探索有助于后来人坚定市场经济的方向。

　　第二，采取印钞模式，从而暂时获得蛋糕。这种模式成为全世界几乎都在做得一件事情，其后果也很明显，采取通胀形式发展工业化，不可避免地导致贫富差距加大，资产价格暴涨以及生活生产成本暴涨，从而窒息了经济增长，这也失去了福利主义的基础。

　　第三，加征税赋，从而暂时获得福利财源。这个模式后果很直接，就是导致企业家精神的丧失，工人失业。经济增长的微观主体积极性丧失，财富从民间大幅度转移到公权力手中，从而导致社会分化严重，经济增长势头被扼杀，其实拉美国家基本上都是这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

　　第四，靠借债来获得福利资源。这种模式主要是靠借内债和外债两种形式来运作的。西方国家由于是选举制，往往是透支几代政治人的财富来兑现竞选承诺，如果国内财富不足，就借外债，借外债的结局大家都看到了，欧洲债务危机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这样的问题。

　　第五，上述模式都不采取，采取赤裸裸的扩张主义来获得福利收入。这种模式最野蛮，希特勒扩张主义其中一个重要的动因就是国内福利已经满足不了国内巨大福利的缺口，因为对犹太人的剥夺总是有限的，要想持续满足德国人对其崇拜，就要使得福利主义持续化，于是对外扩张就不可避免了。这种扩张性的掠夺行为，给世界带来了沉重灾难。

　　如今，这种扩张主义福利模式并没有消失，而且采取了各种变种形式，比如民族主义、保护主义等形式，对世界和平危险最大。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危险最近又在抬头，而且跟选举制结合在一起，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历史昭示，每一次严重的世界危机总是通过第五种模式解决的，战争是令人头疼的事情，但往往有成为世界性危机的最后解决办法，这是令人痛惜的事情。

　　中国既要防止过度福利主义，也不能无视民众的福利需求，更重要的是，要警惕其他国家第五种过度福利主义模式给全球带来的灾难。

　　作者朱大鸣，中国资深财经、地产评论家，著有《走向——后奥运时代的中国经济》。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并不代表网站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目的在于传递信息。（来源：BWCHINESE中文网）

             第三篇：我看“福利主义”之争｜切克•巴伦斯

         早些时候荟楠老师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及个人对福利主义的一些思考，在公众号上关注度甚高，不少人纷纷留言，赞同反对皆有，引起一阵喧嚣。在经济学上，关于福利主义和效用主义的争论早已有之，秉承中国自古“文人相轻”的特点，大家迫不及待地站队互驳，也应在意料之中。难得的是，荟楠老师的容人之度，先后将季宽先生与网友“海滨兄”的反驳之文载于公众号供大家阅览。我是倡导福利主义的，顿觉荟楠老师双拳难敌四手，遂生路见不平之心。在此，表达我的几个看法，请予指正：

一、什么是福利主义？

百度上说，福利主义是指主张政府收取缴纳高税收，并提供高福利乃至一手承办教育、卫生之类涉及公民福利的事业。在此并不是要科普概念，而是想指出“福利主义”本身是涉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支撑的复杂社会体系。讨论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明确我们要探讨的“福利主义”的具体定义。概念不清，那么围绕这个概念的一切讨论都会变得混乱甚至没有意义。

在我理解，荟楠老师所表达的“福利主义”有个前提是生产力与之相匹配前提下的福利制度，“在目前的形势下，后发国家要尽快地实现产业升级，逐步建立健全的福利制度。当然这两者都不可或缺，应当有序推进。”季宽老师立场很鲜明，他认为“福利主义”只不过是一种阶段性的过度产物，最终形态是干预主义，我觉得季宽老师奉行的是“自由、效用主义”，说白了：自己的钱，自己支配。而海滨兄的理解已经有模糊概念之嫌，不管是“被政府强制收走”的顾虑，还是“不患寡患不均”的忆苦，已经忽略了荟楠老师所说的有序推进的前提，我认为他所表达的是“过度福利主义”或者是计划经济下的“干预主义”，与荟楠老师所说似乎已不是同一个东西。

二、福利主义的实施过程

在海滨兄的文中，相当内容并非对“福利主义”的反对，更多是表达结合当下国情，对实施主体的担忧。我认为这里存在不能分清个体与集合的差别。换句话说，如果认为目前中国的福利主义实施不好，并不能代表福利主义本身存在问题。当然陈老师撰文也并未说清楚，他所认为的实施主体是一个制度公正、政务公开、监管得力的政府，也确实让人有空子可钻。

海滨兄倡导民间慈善，其实在我看来并不是否定福利主义，而是对国内社会环境不看好，也就是说政治制度并未给完善有序的福利制度保驾护航。包括后面的福利主义让政府坐大，助长贪腐，基本上是对于政治体制的思考，已经脱离了探讨福利主义本身了。

那么我想请问，假如政府的实施过程是面向社会公开、公正、透明的，你还会反对福利主义吗？如果一个政府是廉正有序的，我并不认为民间团体在做慈善方面比政府更精准有效，毕竟社会信息资源渠道就比不上政府。

三、比较的重要性

“如果你不比较的话，就会变得不科学”，这是已故加州大学詹姆斯·科尔曼教授说的。

我们可以做假定性的纵向比较，假如国家不奉行“福利主义”，没有政府层面主持的福利制度。社会弱势群体，比如残障人士、退休老人怎么办？按照“效用主义”的功利性来讲，残障人士可以让他们自生自灭，退休老人要么回到农业社会时期的“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的状态，如果儿孙不愿负担，是不是就像《楢山节考》中一样扔山上去？

我们还可以做横向对比，海滨兄有举过委内瑞拉的例子，在西欧一些国家也发生过“福利主义”引发的经济或社会危机，但是这恰恰是陈老师所说的非良性的，即生产力水平与福利水平不匹配。当有举到北欧诸国的例子时，发现对方又强调是“个案”、“特殊”，这种类比法，未免有失公允吧？

四、探讨的意义

我想先讲个故事：抗战时期国统区的人都撤退到大后方云南。当时吴文藻（冰心的丈夫）为了建立属于自己的文化阵地，指使学生费孝通创办期刊，大谈特谈中国的多民族历史，强调各民族文化差异，导致侧面激化了汉人与少数民族矛盾，影响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后受到傅斯年、顾颉刚等一批文化领军的口诛笔伐，终于灰溜溜撤退。不能说吴、费文章有问题，但明显不合时宜。

我认为任何一种观点的建立，不仅需要辩证的来看，也需要因时制宜。因此不能忽略了中国现状。中国的实际税收是世界上第一高梯队的国家之一，而与之高额税收相比，低福利水平却是不争的事实。当前的社会发展阶段，我们更需要呼吁公正、争取合理的民众福利，更需要陈荟楠先生的文章与观点。至于季先生，等中国有美国和瑞典的福利水平和民主环境，再说吧。而海滨兄之文，概念模糊，论据牵强，实不在一个频道。恐怕陈老师那句“基本快将我说服了”，有秀才遇到兵的无奈心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