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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中国政治思想史》第6,7章
韩非并不这样简单，他既认为人人为己，同时又主张君主之利高于一切；制定政策要密切注视臣民的私利，但又要设法使臣民逐利产生的力量转化为利君。
韩非在许多地方因袭了《商君书》的思想，对商鞅虽多有褒辞，但又严厉地批评了商鞅。他认为商鞅之法能富国强兵，但忽视了君主之利。
在势、法、术上，韩非无疑是集大成者，他明确地宣布，势、法、术三者都是帝王手中的工具。
多数的君主也不过是中人之材。这种情况下，需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充分运用人为之势。
拍马是为了骑马，这一点早被韩非揭破了。然而只要是君主专制，亲幸之势几乎又都被阿谀之臣窃去。在君主专制下，这是不可避免的。
在韩非那里不存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是在君主面前，人人要绝对服从君主。韩非把法绝对化，也就是把君主绝对化，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
仅作记录还无关紧要，问题在于，韩非要求事情的结果必须与陈言相合，符合者受赏，不合者则受罚。人非神人，哪能言必有中！韩非的主观设想是为了防止臣下危言巧语，但实际上却使人根本不敢讲话，然而韩非又设法使人非讲话不成，讲了又抓辫子。令人毛骨悚然！
韩非的势、法、术都是为君主实现绝对的个人专制服务的。势、法、术又相互补充，成为君主手中的三节鞭。由于以实现君主个人独裁为目的，因此改革的气息明显地被冲淡了，某些具有改革性质或有积极意义的内容也是为实现君主专制服务的。势、法、术已走进了死胡同。到了战国中期以后，各国君主的地位已经稳定下来，改革高潮已经过去。统治阶级上层权力斗争突出出来。《和氏》说：“当今之世，大臣贪重。”由于臣的权力对君主地位的影响更为直接，主张君主专制的韩非便把君臣关系问题放在了首要地位。从《韩非子》全书看，多数篇目是讨论这个问题的。这是《韩非子》一书的一个突出点。
韩非把君臣之间的较量视为能否实现君主集权的关键，应该说，十分准确地抓住了要害。从中国历史实际过程看，君主的高度专权是在君臣之间的较量中形成的。在没有民主制度的情况下，君臣之间的每一次较量，不管是哪方胜利，所产生的合力必然是推动君主集权的发展。因此，我们可以说，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是推动君主专权的主要动力。
每一家都不把对方的存在当作自己存在的条件，给予应有的尊重，每一家几乎都要求独尊己见，禁绝他说。由于争鸣与争霸是一个过程的两方面，因此争鸣形成的合力是朝着文化专制主义方向迈进，法家是这方面跑得最快的一家。《商君书》把诸子思想，特别是儒家，视为虱子臭虫之类的秽物，要求严加禁绝。韩非继承并发展了这种主张，第一次提出了言轨于法、以吏为师的口号。这样就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把文化专制主义落实了。
韩非的主张无疑符合君主的口味，但是他把君主公开置于与一切人对立之中，从而又使君主陷于孤立。韩非最真实地揭开了君臣、君民之间关系的帷幕。不揭开这个帷幕，双方都缺乏自觉性，遭了殃都不知原因在哪里；可是一旦揭开这个帷幕，又使双方处在了恐怖之中。这对维护君主的统治又带来了副作用。
韩非的著作不能说不明、不智、不圣，但他却没有捞到圣人的牌位，主要的原因恐怕是他太忠于事实了，在封建时代，虚伪比诚实更有用，更讨帝王的喜欢。
道家研究事物的规律与运动，意在引导人们的行动要符合道，符合自然。
杨朱在道家中独具一格。他把个人作为自然的主体，认为每个人（或自己）都应以自己作为目的。但个人的目的不是通过损人利己的方式来达到，而应建立在互不损害的基础上。凡属不平等的“取”和“与”都应该屏弃。由于杨朱强调个人的独立和自主，由此而认为政治干预越少越好。
庄子及其后学认为，人的本性就是纯自然性，这种自然性与人们的社会性是根本对立的。在他们看来，一切社会性，特别是当时人们津津乐道的仁、义、法、治等，都是对人的自然性的破坏。
消极出世与不合作对统治者固然不利，但构不成对自己的威胁。统治者害怕的是强梁之辈，而《庄子》正是要把强梁转化为消沉的精神武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庄子》一书对统治者利多于害。
道家一方面为统治者提供了丰富的政治哲学思想，同时又为统治者提供了精神麻醉剂。道家丰富的政治哲学是统治者必需的，但是对统治者尖锐的批评又是统治者不喜欢的。这种状况决定了多数统治者对它不即不离的态度：既需要它，但又不能把它置于尊位。
为了把人们从有为的道路拉到无为的道路上来，《老子》想了许多主意，要之有二：一是劝统治者减少活动，二是使民失去有为的条件。
《老子》讲“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六十章》）。这句话，应该说是无为政治最形象的说明和概括。这句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要吃鱼，而不是不吃，在政治上就是要治，而不是不治；二是要谨慎小心，莫乱挑乱动，否则鱼就会烂。
总之，无为政治，首先不能理解为老子一派要取消政治，让统治者放弃权力，解除对人们的一切束缚。相反，老子正是企图以“无为”这种更为迂回的手段，来实现其“治世”的目的；更巧妙地运用自己的权力；把人们更有效地束缚在自然经济这块“老死不相往来”的土地上，以实现统治的稳定和功利。
如果你相信它，那一定会上当；如果把它抛到一边，那就又抛掉了智慧之花。所有这一切都同政治思想连在一起。最后，我们要说一句，《老子》没引导人们向前看。
杨朱不是为了一根汗毛而计较，在现实生活中也根本不存在拔一毛“利于天下”或“利之以天下”的问题。这是个理论命题，旨在于说明“全性葆真”和“己”的神圣性。
杨朱的个人独立自主的思想与强加于人的思想也是相反的。他认为，个人的独立自主不应导致对他人的压抑。
这里没有一点神秘主义味道。人的形体、生死、蕃衍等，都是自然赋予的，是自然的过程。今天看来，这些论述未免太空泛了。但只就把人还给自然这一点，不能不说是人类自我认识史上的里程碑。
综上所述，人性自然和回到自然中去，是《庄子》对人的最基本的认识。这种认识的致命弱点在于排斥人的社会性；然而就强调人的自然性这一点而论，在人类自我认识史上又有划时代的意义。
庄子强调人的自然本质，又为揭露和批判当时被人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许多社会准则和传统，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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