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之所以要孝，是因为父慈。如果只是一味地父慈，很难收到子孝的言行，人类社会恐怕就无法为天地立心。
民心需要教化，而这个教化肯定离不开文学艺术的精神洗礼。读诗不仅可以传承文化，还能够陶冶性情。这种陶冶是潜移默化的，能够起到“润物细无声”的疗效。
其实民俗也好，人伦也罢，都渗透在诗歌之中。那是一个民族永恒的记忆。孝道关乎家国，理应被推崇。可是曾几何时，它竟然成为被批判的对象。新文化运动时期，孝道竟然被认定为民族进步的绊脚石。这种意识，或许是受到了封建社会的“忠孝不能两全”的论调的影响。既然精忠报国，臣就不可能在父母的膝下尽孝。既然在父母的身边尽孝，子就不可能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持这种观念的人，坚持孝道无凭无据。鲁迅先生认为，父母生育子女是生物的一种本能，对子女无恩可言。胡适也认为，父母并非有意生下子女，也未征得子女同意，父子之情没有什么恩情，父母无权要求子女尽孝。但仔细一想，鲁迅分明是站在真孝的立场上来讲话的，他抨击的是封建假孝。胡适可能也是站在智孝的立场上发言的吧，他抨击的是愚孝。假孝是对真孝的侮辱，愚孝是对智孝的嘲讽。
鲁迅和孝道无仇，胡适对孝道无恨。可是有些人的修行字典里，为什么却容不下“孝道”二字呢？或许冥冥之中，他们又把人类社会和动物世界混为一谈了吧。譬如一只老猫生了两只小猫，两只小猫长大了，不必对老猫尽孝。这是动物世界的普遍现象，但动物世界并非人类社会。倘若家中无孝道，国中就会无治安，那还谈什么“定国安邦”“兴国安邦”呢？因为在家中父慈子孝，所以在国中君敬臣忠。因此，孝道不是阻碍了社会的进步，而是促进了民族的发展。孝道不是社会进步的绊脚石，而是民族发展的催化剂。
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种美德早就在《诗经》中奠定了情感基调。谨以《蓼莪》为例。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在诗人看来，蓼蒿就是自己的化身。小时候，自己长得很矮，父母却健在，他俨然是幸福的天使；长大后，自己长得很高，父母却不在人世，他分明是失落的孤儿。父母实属不易，为了抚养儿女，付出了很多的艰辛。为了培养他，父母无数次地紧皱起生活的眉头。愁眉下面，差点儿被风雨打倒的是一张苦脸。可是现在呢？诗人却把“苦脸”安放到了自己的“愁眉”的身上。
“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出则衔恤，入则靡至。”在诗人看来，父亲就是他的魂，母亲就是他的魄，无父无母的孩子，在茫茫人海中漂泊，注定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
虽然现实很骨感，但是记忆仍然很丰满：“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父母给予我们有血有肉的生命，给予我们筋骨安然的人生。母亲把我们养大，她的奶水是我们的生命之源。可以说，每一个心中有爱的孩子，都是在亲情的怀抱中温暖地长大的。父母的身影离开人世的时候，哪个做儿女的不是满眼凄凉？即使是动物，在这一点上，也不会例外。
……
《诗经》中有孝道，历经千秋万代，她依然在发着光，散着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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