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存在,意味着具体的时间与空间。经济的兴衰,也同样如此。
回看整个19世纪,如果单从经济角度看,苏州和上海的时移势异,在近代中国的经济变迁图景中可能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上海于1943年成为通商口岸。以此为时间节点,此前的近半个世纪,大体上仍是内陆贸易时代,而此后则是海洋贸易时代。
以苏州为中心的内陆贸易时代,内河运输是枢纽;以上海为中心海洋贸易时代,海洋运输是主体,内河运输是支撑,所有都围绕着对外贸易而展开。
这个过程中,经济中心的转移,既基于原有的水上运输体系,也很快塑造出新的海洋联运体系;既基于原有的产业基础,也逐步塑造出新的经济版图。
这个过程中,上海逐步成长为一个巨大的经济引擎,不仅牵动整个长三角的城乡经济,甚至还影响大半个长江流域的经济。
这个过程中,长三角的其他市镇或乡村,几乎都处在上海的巨大影响之下,也几乎都呈现出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单一图景。
作为腹地的市镇和乡村,凭借丰富的原料和半成品,借助便利的水运条件,通常能够实现经济的繁荣。只是这种繁荣背后,隐藏着深刻的脆弱性。
这种脆弱性既来自贸易本身,也来自贸易背后不平等的国际关系,还来自于逐步成长的现代交通。比如,长期占据贸易高地的湖丝,最终要面对质优价廉的人造丝;传统的内河帆船要面对新式机器轮船。
这些都表明,融入世界贸易的中国经济,自身必然要经历深刻而剧烈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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