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话文推行的必要性。
这是今天见面时他抛给我的第一句话。闲暇时喜欢胡思乱想已不是什么秘密，对好友更是如此，每次聊天总是以一个无关紧要的话题展开，历来结局多是感慨万千，仿若两位跨世纪的老人，回忆百十年来的变化而赞叹不已。
对于白话文的推行，我觉得没什么好说的，历史新旧交替过程中的一种文化表述的转变，在为了改变封建封建思想下的一种方法而已，好坏不论。对于其推行他也不感兴趣，我知道他更想谈的是中华文化底蕴及其传承。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渊远流长。这是初中政治书上最精华的一笔，以至于我到现在都还能清清楚楚的记得。这句话也不会有人去质疑它，因为这也是事实，身为一个中国人，自然感到骄傲。但，身为中国人的我们，又究竟传承了什么优良传统呢？小黄车的出现，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商业理念，共享这个词也更是成为年度热点词汇，这么一个平台与用户之间互利互惠，可以称为双赢的商业模式，却似乎没有想象当中发展的那么好，那么顺利。对于那些损坏二维码，锁车等一系列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现象，不想过度提及，毕竟又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
法律是道德的底线，道德是做人的底线。我一直很信奉这句话，因为这句话是我自己说的。道德绑架这四个字现在貌似能够使人一身轻，也好像成为正能量的一份子。帮你是情分，不帮是本分。这句话没有一点错误，但我始终不敢完全苟同。好多年来，我都有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但我终究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斗米恩，担米仇，点到即止。如果有一个人，人人都说他好，那他可能是一个极度圆滑的人，圆滑到就像一个玻璃球长了两只脚。多年以后，当玻璃球重新想起这段回忆，他一定不会知道那些消逝的棱角里藏着青春的秘密。或许即使承认，也只得显现出无可奈何。
涉及人性的扭曲与道德的沦丧，不由得相视而笑。我听，他说。
我从来不相信，一个坏人能够改恶从善。我不是性善论的信徒，古书上说，天命之谓性。一切生物的本质是是力求生存和发展，这难免引起生物间的矛盾，那么性善又从何谈起呢？干损人利己的事是坏人，干损人不利己的事是坏人之尤者。根据我的观察，坏人是不会变好的，我甚至相信有种叫做坏人基因的东西，可惜没有一个生物学家或生理学家提出过这种理论，我自己既非生物学家也非生理学家，只能凭空臆断。我也希望出现一个坏人从良的例子，来狠狠的打我的脸。
我打断了他的话，“那这个世界上还有好人吗？”
“也许有。”
“那既然性本恶，又相信坏人不会变好，那么好人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沉默。
并非否认他的观点，我虽谈不上是性本恶的教徒，但是，对于性本恶还是赞同的想法偏多。只是恰巧发现一个小悖论，打趣而已。
“好人坏人又如何来定义的呢？”
“没有定义。”良久答道。
窦文涛的圆桌派中提到过一点。我差点儿迟到了，我差点儿没迟到。迟没迟到？前者是没迟到，后者迟到了。我差点儿摔了一跤，我差点儿没摔一跤。摔没摔跤？前者没摔跤，后者也没摔跤。怎么解释？无须用语言学里的专业术语来解释，语法上对不对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已是习惯使然。大了说，这是千年中华文化留下的传统，简单来说，这就叫做规矩。
那作为中华文化交流与传承的载体——文言文被取消，论白话文推行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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