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国琦
前些天学院请徐国琦老师做了“一战期间西线华工的国际意义”的报告，讲座结束后去图书馆借来了徐老师的这本书。
从初中开始的历史教科书一直到大学的《中国近代史》对一战和中国的认识仅限于简单地描述中国意图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日本侵占山东青岛，和一笔带过的派遣了一部分华工出国，更大的笔墨着力于后来巴黎和会外交失败所引发的五四运动。而这本《中国与大战》则真真切切地从国际史的角度来介绍一战和中国到底有什么关系，一战对20世纪初刚成立的中华民国有什么影响，以及对外政策所引发的中华民国内政动乱。
全书正文共分为七个章节。
第一章是一个背景介绍，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进入近代，但是这个进入并非自身主动的行为，而是面对西方的侵略被迫一步步走向近代，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华夷观在西方以武力构建的国际体系下逐渐分崩离析，传统的帝国观念也面对民族国家意识到挑战。严重的民族危机刺激国人以反思本国的历史和向西方学习，在此过程中，产生了一个新公众群体，他们多是西式教育改革的结果，留学生、职业学者以及政治化的资产阶级的不断兴起，形成一个新兴社会阶级，他们不满于清政府的敷衍态度和列强的觊觎，力图改变当下中国的现状，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平等地与列强交流，加入国际体系。在革命的浪潮中他们积极参与，推翻了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
第二章：中国国际主义的兴起与新式外交。在中国近代史上，甲午战争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中国军队彻底败于近邻日本，这场失败既让国人痛心疾首，同时也让国人认识到改革后的日本已远不是曾经的那个弹丸小国，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增长，实现民族复兴迫在眉睫。在新公众兴起的过程中，中国出现了外交政策群体，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外交，上至精英领袖，下至升斗小民，他们都迫切地希望中国能够摆脱被人侵略的地位，他们的言论——尤其是舆论精英——对中国外交政策也产生影响，职业化的外交官也在这个时期兴起，并在对外交往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新建立的中华民国作为近代以来中国第一个现代政体也开始利用公众舆论来达到其外交目的，这种新式外交在中国的应用为中欧借机加入一战，以改变本国现状奠定了基础。
第三章：大战的爆发与中国的反应。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一些卓有见识的人已经意识到这是一次机遇，西方的大战是双方对于国际体系控制权的争夺，一旦旧秩序被打破，中国便有机会摆脱1840年以来的束缚和负担，尤其是面对虎视眈眈的日本侵占山东青岛后，中国参战的意愿更加明确，“二十一条”的签订引发国内公众舆论的不满，各地展开游行对此表示抗议，由于西方国家为扭转战局，维持东亚稳定而对日本的默许，“二十一条”终成定局，但另一方面这也成为一部分国人期待中国参战的重要缘由，但都因英日的拒绝而未能成功。
第四章：中国的替代战略“以工代兵”计划。这部分是这本书的一个亮点所在，作者充分利用了英法等国的档案资料，为我们梳理了“以工代兵”计划的制定、实施过程以及华工在欧洲战场的表现。作者反对原有“以工代兵”计划 是由协约国提出的观点，认为这是民国政府率先提出的，希望借此机会能来参加战后和平会议，面对中国的诚意，法国欣然接受了这个计划，并且派出招工团来到中国进行招募，随后英国也加入其中。在对华工的管理方面，两国相比较而言，法国态度较好、多持平等看待华工，而英国则常有华工和英军冲突事件。中国华工赴欧洲战场，他们不仅在后勤上保障了协约国在战场的胜利，有相当一部分华工还直接参与对轴心国的作战，但是他们的付出并没有得到国际应有的承认，据作者估计，一战期间在法国战区的华工总人数约为14万人。
第五章：中国正式参战。中国得以正式参战的契机在于1917年德国宣布无限制潜艇战后，美国原本的中立政策难以为继，邀请中立国对德宣战，中国随即对此表示同意，中国的参战目标主要有：参加战后和平会议，提高国际地位，收回国家不分主权，获得一定的经济援助【庚子赔款和贷款】。1917年中国对德宣战后，的确收回了德奥在中国的一部分权益，维护了国家的主权。但是，协约国为防止日本转向德国，在1917年秘密地与其签订密约，肯定了日本对青岛的占领，这也给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埋下隐患。中国政府怀着极大的热情和期待参与这场大战，但没想到自己已遭到背叛，同时协约国内部由于各国利益不同也引发了冲突【中法关于派兵赴欧交涉；遣返敌侨等】
第六章：内战。中国政府意图参战的意向在国内也引发了轩然大波，其中也有不少人对此持反对意见，其中最主要的还是政治反对派，他们反对的不是参战政策，而是反对由段祺瑞政府提出的参战政策，段祺瑞为了推行参战政策，转而寻求督军团的支持，督军嚣张跋扈的态度惹恼了国会议员，引发国会对段内阁的不信任，黎元洪作为总统单方面提出免职段祺瑞，并且邀请张勋进京调停，这才有了后面张勋复辟帝制、新旧约法、国会之争和南方广东政府的成立，中华民国自身陷入危机。段祺瑞求助于督军团也反应出民国成立初年，制度、法律仍不完善的条件下，军人成为影响政治极大的一支力量，军阀主义在此背景下日益兴起。在中国内政混乱的局面下，仍可以看到列强不干预对中国内政的身影。
第七章：1919年巴黎和会与中国寻求世界新秩序。协约国胜利的消息和威尔逊主义的传入让中国人对战后的和平会议满怀期待，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山东问题，但却遭到日本的攻击，尽管如此，中国代表团还是积极支持和会的工作，对创建国联提供自己的意见，由于英法美早早与日本签有密约，无论中国代表团再多的让步，1919年4月30日，四大国作出对山东问题的决议，肯定日本对山东德国势力的侵占，消息传回国内后引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中国代表团最终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如何评价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呢？作者认为如果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来看，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表现已经让世界看到一个崭新中国的面貌，它积极参与国际体系的创建，发挥自己的力量，支援弱小国家，迫使世界各国关注山东问题，并且成为国联的创始会员国，这些成就是格外引人注目的，同时巴黎和会上拒绝签字也为随后中国近代第一个平等条约的签订奠定了基础。巴黎和会、五四运动后，西方文明在中国精英分子眼中远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再造新文明”成为当时的口号之一，只是矛盾在于中国一方面为了寻求新的国家认同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但是学习的西方文明又遭到打击，20世纪20年成为是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中国与一战的关系远比我们现在所认识的更深、更复杂，2018年正好是一战结束100周年，这场大战不管对欧洲，还是对中国都有着格外重要的影响，本书最大的亮点在于利用了大量的国外原始档案资料，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宏观的历史场景，更重要的是以一种全新的角度：国际化和国家认同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这段历史。
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讲，我们当然悲痛于战争给双方带来的损失与伤害，但另一个方面来看，战争其实更是政治的延续，牺牲流血的背后还有各国政府基于不同利益的考量，世界大战的爆发往往伴随着旧秩序的逐渐崩溃和新秩序的建立，参战，对20世纪初的中华民国来讲，也是一种用以提升自我的手段和工具。
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当时的精英分子对时局的把握和认识是如此的准确和超前，比如毛泽东在看到日本对山东的侵占后，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到几十年后中日必有一战；一战前期，顾维钧便认识到美国将在对中国的发展产生巨大的作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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