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247天《国准 第七十九》

《管子》学习第247天《国准  第七十九》

原文阅读

      齐桓公问于管子曰：“国准可得而闻乎？”管子对曰：“国准者，视时而立仪。”桓公曰：“何谓视时而立仪？”对曰：“黄帝之王，谨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泽童山。夏后之王，烧增薮，焚沛泽，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诸侯无牛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备物。五家之数殊，而用一也。”桓公曰：“然则五家之数，籍何者为善也？”管子对曰：“烧山林，破增薮，焚沛泽，禽兽众也。童山竭泽者，君智不足也。烧增薮，焚沛泽，不益民利，逃械器，闭知能者，辅己者也。诸侯无牛马之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一民心者也。以人御人，逃戈刃，高仁义，乘天国以安己也。五家之数殊，而用一也。”

      桓公曰：“今当时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对曰：“请兼用五家而勿尽。”桓公曰：“何谓？”管子对曰：“立祈祥以固山泽，立械器以使万物，天下皆利而谨操重策，童山竭泽，益利抟流。出金山立币，成菹丘，立骈牢，以为民饶。彼菹菜之壤，非五谷之所生也，麋鹿牛马之地，春秋赋生杀老，立施以守五谷。此以无用之壤臧民之羸，五家之数皆用而勿尽。”

      桓公曰：“五代之王以尽天下数矣，来世之王者可得而闻乎？”管子对曰：“好讥而不乱，亟变而不变。时至则为，过则去。王数不可豫致。此五家之国准也。”

字词注释

[1]国准：维持轻重平衡的国家经济政策。

[2]仪：法度，标准。

[3]益：增益。民：此指富人。

[4]牢：关养牲畜的栏圈。

[5]不利其器：不许用各种淫巧之器谋利。

[6]籍：通“藉”。此指采用。

[7]“烧山林”四句：意谓山林、茂草、大泽中禽兽众多，民众可从中获利，国家无力垄断，故需毁掉。

[8]君智不足：指君主垄断山泽之利的知识技能不足。

[9]逃：隐匿。

[10]淫器：淫巧之器。指制造过于精巧的器物。

[11]天国：国都。

[12]五家：指上述黄帝、虞、夏等五家。

[13]祈祥：即“祈羊”，烹羊以祭，古代祭山的一种仪式。此指祭山的祭坛。固：通“锢”。禁止，封禁。

[14]成：就。菹（zǔ）丘：茅草繁茂的山丘。

[15]骈：并列。

[16]菹菜：当作“菹莱”。即草地。

[17]施：金币。

[18]臧：修缮。羸：贫瘠，缺乏。

[19]讥：调查。

[20]亟：屡次。

译文参考

        齐桓公问管子：“国家平准的政策可以说给我听听吗？”管子回答道：“国家的平准政策，应该根据当时的情况来确立具体办法。”齐桓公问：“怎样叫根据当时的情况确立具体办法？”管子回答道：“黄帝统治时期，注意谨慎地封禁山林。虞帝统治时期，竭尽水泽，伐尽山林。夏朝时期，烧毁草丛，焚尽丰沛的水泽，不增加富人的利益。殷商时期，诸侯不准私自圈养牛马，不准用各种制造精妙的器物营利。周朝时，使有能力的人做官来筹备财物。这五家平准的方法不一样，但是最后的作用都一致。”齐桓公问：“那么这五家的做法，应该效法哪一家才好？”管子回答说：“烧毁山林，破坏草丛，焚尽丰沛水泽，是因为禽兽太多国家无法独得其利。砍光山地，竭尽水泽，是因为国君垄断山泽之利的智慧不够。烧毁草丛，焚尽沼泽，不增加百姓的利益，收起兵器，封闭百姓的智能，是因为要加强自己的财富垄断。诸侯不能圈养牛马，不可以用各种制造精妙的器物营利，是说那些过于精巧的器物可以蛊惑统一民心。用人来管理人民，没收兵戈刀刃，崇尚仁义，是在用天道控制民众来使自身安定。五家的平准方法不一样，但是作用是一样的。”

      齐桓公说：“如今当政的统治者，应该确立哪种制度才可以呢？”管子回答道：“请借鉴五家的所有内容，但是不要全部照搬。”齐桓公问：“这是什么意思？”管子回答：“设立祭坛封禁山川水泽，建造器械来驭使万物，使天下人都获利而要注重操控经济，伐尽山林竭尽水泽，使利益圆转流通。从山里挖出黄金来制造钱币，依靠青草丛生的山丘，并排建立蓄养牛马的圈栏，从而使人民富饶。杂草丛生的土地，并不适合五谷生长，却是圈养麋鹿、牛马的好地方，春天让它们繁殖，秋天就杀了那些老了的牲畜，发行钱币来控制粮食流通。这些都是用没有用的土壤来弥补百姓需求所缺，这就是五家的方法都采用而没有全部照搬。”

      齐桓公问：“五代的君王已经穷尽了天下的平准政策，后来的君王有没有什么可以说给我听听的？”管子回答道：“注重调查而思路不混乱，万变不离其宗。时机到了就要有所作为，时机过去了就无法追回。君王治理天下的方法不可以预测。这就是五家平准的政策。”

核心内容解读

      此篇谈论黄帝以来的“五家”国准政策，管子说，“国准者，视时而立仪。”意思是国家的准则和制度应该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来制定和调整。文中进一步简要解释了“五家”的治理方式。例如，黄帝之王是谨慎地避免使用武力；有虞之王是治理荒地和山林；夏后之王是烧毁增生的草木；殷人之王是诸侯没有牛马的牢笼，增加精巧器物的使用；周人之王是让官员筹集各种物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需求和挑战，因此治理国家的政策和制度也应随之变化。

他指出对“五家”之策要“皆用而勿尽”，即斟酌使用，既不可偏废，也不可照搬。最好的治理方式是能够适应时代变化，灵活调整政策和制度，而不是一成不变地遵循旧有的规则，以实现最有效的治理。

        文中还讲述了如何通过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制定政策来使百姓富足。具体措施包括祈求吉祥、制造工具、谨慎执行策略、开采金矿铸造货币、储藏食物、圈养牲畜、保护五谷以及安置贫弱百姓等。

      文章最后一段中，管子又告诉齐桓公合理运用国准之策必须遵循的原则。“好讥而不乱”，君王要善于调查研究，但思路要清晰，不被纷繁复杂的信息所扰乱。“亟变而不变”，虽然需要频繁地应对变化，但核心原则和方向不能改变。“时至则为，过则去”，在合适的时机采取行动，时机过去了就要果断放弃。“王数不可豫致”，治理国家的方法和策略不能完全预先设定，需要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调整。这段话强调了治理国家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指出了在不同的时代和环境下，君王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不能拘泥于固定的方法和策略。时至今日，尽管时代发展变化巨大，但这些治理国家的核心思想和基本原则，仍然有借鉴意义。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反对谷物文明：早期国家的形成历史（二）

谷物如何奠定最早国家的基础（节选）

        传统文明进步的历史观认为，在大约1.2万年前，人类开始新石器时代的农耕革命。在这一时期，先民开始了一系列的农业创新。他们开始学会驯养牛、羊和猪这样的家畜，也开始学习种植小麦和小米这样的谷物。传统的文明进步的史观还认为，随着人类开始大规模种植谷物、驯化家畜，他们很快就会自动放弃之前采集狩猎的移动生活，开始定居下来。

      最新的考古发现却颠覆了这样的史观，人类的先民从采集和狩猎的生活转向农耕定居生活花了4000年。两河流域的史前考古发掘发现，那里的先民们定居下来，并不是因为农耕，而是采集和狩猎。因为这里水草丰美，四季都有不同的植物生长，也有不同的动物迁徙，所以先民们虽然定居了下来，但是在几千年里都没有放弃采集和狩猎的生活。从定居下来到完全依赖农耕生活，两河流域的先民用了4000年的时间。相比之下，从考古发掘发现的第一批农耕者定居生活到现在，也只过去了4000多年的时间而已。也就是说，我们的先民考虑是不是开始农耕生活，考虑了很久很久，才决定下来。

        斯科特认为，这一新的考古发现说明，从移动的采集狩猎发展到定居的农耕生活，并不能代表从野蛮迈向文明的进步。因为如果从单纯个体的生活状况来比较的话，采集狩猎者的生活比农耕者还要好不少呢。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狩猎采集的生活过得很舒服，他们的生活足够富足，甚至从考古的发掘来看，过着狩猎采集生活的古人，日子过得比定居农耕生活的先民要好不少。

      我们来对比一下农耕生活与狩猎采集的生活，就能发现四大差别：

      首先，农耕生活比狩猎采集要辛苦得多，农耕者的营养也不好。如果对比一下农耕者的骨骸和狩猎采集者的骨骸，就会发现，农耕者的个子要更矮，寿命要更短，很早就夭折的婴儿的骨骸也更多。此外，农耕者的骨骸和牙齿上还留下了更多营养缺乏的痕迹，尤其是成熟女性的骨骸都明显有贫血的问题，因为他们主食主要依赖谷物，摄取的铁元素明显不足。相反，采集狩猎者的寿命要更长，夭折的婴孩更少，食物也更丰富、更多样、更富含动物蛋白质。

      农耕者不仅食物单一，而且还可能遭受饥荒，因为主要依赖一种粮食作物的风险太大了。一旦谷物歉收，或者出现病虫害，就可能带来饥荒。相反，狩猎采集者的食物要丰富得多，不仅在不同季节可以收获不同的猎物，他们也对不同季节可以食用的植物了如指掌。中国古代就有神农尝百草的神话，这一神话也可以理解为从事采集狩猎的先民口口相传下来的掌握各种各样植物特点的智慧，久而久之，这种智慧就成了神农的传说。

        总体而言，对于一个四千多年前的农耕者，农业革命更像是一场灾难，因为经历了农业革命之后，他们变得更容易生病，他们婴孩的死亡率也更高，他们也更可能遭受饥荒之苦。

          其次，农耕生活带来了很多新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群居生活带来传染病的流行。定居下来，意味着许多人开始聚居起来，远古时期，卫生条件非常简陋，人和家畜聚居的地方，很容易造成传染病的流行。不仅仅是人会传染给人，还可能感染上牲畜被驯养之后带来的传染病。此外，大规模种植单一谷物的农业，也容易产生水稻小麦等农作物的传染病，一旦蔓延就可能颗粒无收，带来饥荒。

        在远古时代，有很多早期人类的定居点突然垮掉，一下子就不见了的例子。出现这种例子有很多原因，传染病暴发是主要原因之一。比如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就有不少古城被废弃的例子，中国古代的商朝也常常迁都，废弃大的都城，比如河南安阳的殷墟。相反，狩猎和采集人群因为不断在移动，没有定居下来，也就很少会暴发传染病。

      第三，农耕的生活产生了奴隶，也产生了人对人的奴役。种植谷物需要灌溉，需要大量人力，因此早期国家出现之后开始愿意使用奴隶用于灌溉和其他劳役，获取奴隶的最佳方式是打仗，因此最早的国家也非常乐意打仗。相反，在采集和狩猎部落中，在农耕文明还没有兴起之前，并没有奴隶和奴役的概念。

        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里描述奴隶的象形文字，是左边一个“女”，右边一个“山”，山女的意思，就是平原之外的女人。在早期国家，土地与人口都是非常重要的资源，许多战争都是掠夺人口的战争，战争结束后俘虏的妇孺都会被留下当作奴隶。

        最后，采集狩猎者不仅更健康，食物也更丰富，生活也更有趣，所拥有的技能也更多元。千万不要以为狩猎的生活是简单的。狩猎需要猎手对季节的变化和动物迁徙的路径有清楚的把握，同时需要精心设计捕猎的通道。一般来说，捕猎是一项复杂的团体活动，捕猎团队都会在迁徙动物经常经过的地区开辟一条引导它们移动的通道，并在通道的尽头设置陷阱，确保捕猎的成功率。同时，获得的猎物需要处理才能长期保存，狩猎的团体也需要学会怎么协作，一起去制作咸肉和熏肉。

        斯科特甚至断言，从狩猎采集的生活转变到农耕的生活，就好像从农民变成产业工人一样，生活的复杂程度下降一个等级，而普通人的创造性和对自然的感知也相应下降一个等级。每一个采集狩猎者都需要积累对自然界的各种变化的知识，农民只需要了解四时变化以便于播种收割，所需要的知识要少很多。相比之下，产业工人因为主要从事机械重复的工作，成了流水线上的螺丝钉，基本上已经是五谷不分了。一句话，农耕让先民的技能退化，也让先民对自然的观察和理解退化。

        总结一下，斯科特之所以质疑从狩猎采集迈向农耕生活是野蛮向文明的自然进化，首先因为并不是在很短时间内定居的农耕文明就迅速发展起来，相反先民用了4000年的时间去考虑这样的转变。如果仔细分析一下普通狩猎采集者与农人生活的区别，你会发现，农人的生活要辛苦得多，农人的寿命更短，营养更单一，更容易受饥荒侵害。相反，狩猎采集者不仅更健康，食物也更丰富，生活也更有趣，他们积累的技能也更多元。一句话，如果让一个远古的普通人自主选择生活方式的话，他一定更倾向于狩猎采集的生活，因为狩猎采集的生活更富足也更健康。那为什么农耕最终还是替代了狩猎和采集，成为古代国家最主要的经济形式呢？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得到”解读的英文原版书《Against the Grain，The Deep History of the Earliest States》：中文直译为《反对谷物文明：早期国家的形成历史》，2017年4月出版，作者詹姆斯·斯科特

《管子译注（全二册）》，谢浩范；朱迎平 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12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