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病人

在《寻路中国》里，作者何伟描述了二十多年前中国农村人的存钱习惯，他们会把相当大部分的钱留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但最大的考虑还是看病吃药这样的突发事件。那个时代大部分农村人都没有买保险，也没人叫他们交社保，所以真正遇上看病，大多数依赖的是存款跟东拼西凑的借款。

他举的例子生活在北京的郊区怀柔，一个比绝大多数中国同时期农村好的地方，但也逃不掉因为孩子住院爸爸向何伟借八千块的事实。直到2009年，全国性的医疗保健体系才逐渐建立起来。

作为医院的常客，以我自己为例，在上海看门诊，首先会扣除医保卡的余额（平时公司交的医保部分），等到余额用完，要经历一个1500块的自费阶段，自费完1500后，后面的费用基本就是个人医保五五开（以三甲医院为例）。

住院也是一样，有1500的自费起征线，超出这个费用之后，后面每次住院都会按照85%的报销比例结算，当然这些都是按年度结算，费用也不包括全自费的支出。

我有几个外地的病友对各地的报销政策都了解地非常透彻，他们总能把钱花到刀刃上，把所有能省的都省下来。但是上海除了上诉的通用规则把优惠第一时间补到外，就没有二次补助可以享受，甚至连这两年几乎人手一份的“沪惠保”也根本没有薅羊毛的机会，因为它所谓的20000起征线指的是发票上“个人自付”的部分，这一部分在普通住院上占比非常少，只会在大手术上才能累计出大的数额。

当然，本文并不是为了讨论和枚举中国现有的各种医保制度。只不过在听到有疑似病友愁眉苦脸地跟我说“哥，我没买过社保，两万块的积蓄够不够看病”后，不经感慨医疗保障体系的完善确实非常重要。

医院里的人生百态，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极致扭曲压缩的样本，虽然并不能反映社会的真实面貌，但也能让我们在观察中，在倾听里感受复杂的人生。

大部分人认识的医院，是在门急诊里，那里吵闹、喧嚣、拥挤、可怕，充斥着痛苦，所有人都是擦肩而过的路人，所有人又可能是排队的竞争者，床位的争夺者。

在病房里，整体上是平静的，内敛的，它的热闹仅仅来自于打铃，护士匆匆的脚步，家属病患闲聊的家长里短，医生查房时的响亮叮嘱，再加上消失了很久最近才刚刚复苏的亲友探视。

但在夜里，你可能会突然听见家属病人激烈的争吵，或者半夜外放的手机音乐，或者惊天动地的午夜呼噜，又或者来自某位患病严重的老人发出的持续一整夜的痛苦的咳嗽。到了四五点，护士来抽血了，保洁阿姨来拖地了，陆陆续续有人去洗漱了，一天也就猝不及防地开始了，甚至离日出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我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住过同一间病房，每次都是不一样的人，每次都有不一样的故事。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别人的闲聊里被动地听到他们的故事，漫长的病史，上山下乡的往事，发家史，创业心得，以及别人家的许多八卦轶事。有时候我也会主动去聊，尽管这样的情况并不多。

比如医生让瘦弱的外地病友们用营养液当作主食作为一种治疗手段，他们会因为当地医院开不出而陷入需要常常来上海住院开药耗时耗钱的烦恼中，我有时候就会主动揽下来，答应在方便的时候帮忙去医院弄好寄给他们，加上我用了医保比较便宜，也能帮他们省下不少钱，毕竟有些人会在病友群里用高出我三四倍的价格兜售这些营养液。

又比如我会跟插着鼻管的上海老阿姨传授相关经验，跟她说哪里可以买到最多的营养液并且医保报销后没多少钱，尽管他的儿子觉得不报销也花不了多少。老阿姨一直亲切地叫我“小弟”，讲话轻声轻语，给她让个道还会一直道歉。

后来我问医生，她的鼻管不需要经常更换吗，医生说她是胃癌晚期，鼻管是在内镜室插进去的，不是普通的鼻饲，而且马上要转院补营养再化疗。再后来，我还是会碰到态度温和的上海老阿姨，但再也没有遇到叫我“小弟”的了。

我碰见过病人家属顿顿吃外面买的白馒头，而不去订医院18元的一日三餐，我有想过把不吃的袋装榨菜肉松都给他，但始终怕多此一举会伤害到他。再比如，最常见到的是陪护的妈妈跟孩子同挤一张病床，就为了省每晚十块钱的租床费。

这些事对于我们来说，可能连念头都没有动过，但它们实实在在每天都发生在各大医院的病房里。医药费永远都是压在成千上万中国家庭的一个重担，毕竟有9亿多人，每个月工资还不到2000。

当然，在医院的人也并不都是悲观的。他们也会畅想痊愈后的潇洒，感恩医生们了不起的医术，然后在无数次闲聊散讲中早起早睡的一天就过去了。而我也乐于在玩腻了手机之后，躺着听听别人的故事，权当增加点写作素材，或者就当是上了免费的沪语课。

以我对中国人的了解，存钱防病存钱防老的习惯，应该会一直延续下去，如果有机会，希望你们都能买上医保，条件充裕的情况下，商业保险也最好安排上，相信我，关键时刻它们真的能帮上大忙。当然，我希望你们永远都用不到这些，关于病房的故事，从我这里听听就行了，也没必要亲自体验。有机会的话，这样的故事以后我会再写一点，如果能帮到他们，我也会尽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