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会自治？

7月19日，广州中山大学学生会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中山大学学生会2018—2019学年度干部选拔公告》，公告中按照三个层级公示了两百多个学生干部岗位，部分主任岗位还特别标明了是“正部长级”还是“副部长级”。

甚至还有副主任职位，标明“主持常务工作，正部长级”云云，公告一经网络传播便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正如我标题所表达的观点——“学生会自治？”，答案就是学生会至始至终就没有一天真正实现自治，这些干部或曾为了文案熬夜通宵；或为了活动委屈求人；或为了赞助四处奔走，出于对别人劳动的尊重，所以我给名单上的学生名字特意打上了码。

我作此文并不是要为学生会辩驳，相反作为呆过学生会两年的我承认如今高校学生会普遍存在的形式主义作风，本是一出学生“自治”组织过度行政化的闹剧，可是自从中纪委发文锐评“学生官”事件后，各路媒体一路开进、发声抨击，广大的网友更是呐喊助威，而许多本身作为群众的学生却冲上了反驳的第一线无疑是撞上了枪口，用保守的态度反驳外界的批评，不免让人生出“当局者迷”的观感，从而点燃了关于学生会官僚化的社会大讨论。

学生无辜地撞上了舆论的枪口，各家媒体、自媒体、大V似乎找到了方向，一路炒作，许多媒体在没有了解如今高校学生会现状的情况下便将一份《任命公告》小题大做，把“官僚化”这顶帽子戴到学生头上。

首先，先要明确什么是“官僚化”? 无非就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贪污腐败的干部作风。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学生会中存在这种现象，而且是大概率事件，这一点对于参加过活动策划或者对外联络部的人来说应该不会陌生，例如有一些部长，主席利用职权上的便利私来赞助以谋取私利。

但就其本质原因是行政化管理体制下权力的过度集中，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其一，学生会美其名曰学生自治，实则为学校领导的傀儡，学生会对上负责，对下执行。

所以学生会里没有学生只有干事，顾名思义干事强调的是执行力，学校没有把权力下放给学生，从而学生会而完全听命于学校或学院团委领导。

若是在学校或学院的大方向决策上配合学校贯彻执行，那也到无可厚非，而其真正使“配合”异化为“执行”的关键在于主导学生会工作的权力实质上完全交予指导老师，一个作为顾问的角色却成了管理学生的一种手段和工具（在此声明没有对指导老师有针对和敌意，仅仅作为观点）。

由于学生会基层成员的价值感缺失而其负面情绪直接影响到整个学生群体对学生会信心流失，满意度不高，使学生会不受学生待见。没有学生积极参与的学生会，监督体制，自治体制，维权体制等等构想都只能纸上谈兵，体制内的事永远都是与领导关系好的那一小撮人决策。

曾经大一入学时欣欣向往的学生会，以及简历上部长、主席等名称不再荣耀，学生参加活动的积极性越来越低，这就导致许多学生会努力策划的许多活动并没有得到关注，最后大家也不了了之，再遇到活动时有些干部甚至花公款请人充场（这点待过体制的人心知肚明）。

其二，没有一场真正的学生民主竞选。

每到一年一度的学生代表大会时，一成不变的都是“一致赞成”，主持人说出的“反对的请举手”，话外音里透着的本身就是一种间接地胁迫，但凡有些不一样的声音都会被固化的体制力量压制着，所有的个人见解都被扭曲的“集体主义”给绑架了。

代表会存在繁琐的程序和本本主义，尽管有学生向主席或者常委会提出对大会程序的建议也有有识之士为其发声，但是到了决策环节，主席团就成了摆设，指导老师依然可以一票给否了，提出的建议也就被不了了之。体制的陈旧不变，这就形成了一个死循环，真正有心致力于建设学生会的人被拒之门外，原本的信心和价值感流失殆尽，大二便退会了，而留在体制的就是一帮小团体。

一句直白的话就是，现在行政化浸染的学生会有老师，有主席，有部长，有干事，但就是没有学生。一个不是学生的学生会的主要任务就是接受学校监督，老师管理，执行学校主张，“配合”举办活动。

 学生加入学生会的目的无非就是为了锻炼自己，在其中体验大学生活，却被行政化的体制束缚着手脚，被扭曲的“集体主义”绑架，大一便开始了职场生活，说到底学生才是体制的受害者，谁来为学生维权发声才是事件讨论的正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