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地区产茶的文字记录最早出现在唐代樊绰的《云南志》里面。《云南志》又称《蛮书》，大约成书在公元863年，是樊绰跟随经略使蔡袭时,蔡袭为了对付南诏国，遂命樊绰对南诏情况进行调查搜集。南诏国（738年-902年），是古代国名，八世纪时生活在云贵高原洱海地区。樊绰在参考前人袁滋所撰《云南记》跟韦皋所撰《开复西南夷事状》二书的的基础上写成了《云南志》。书卷七《云南管内物产第七》中说：“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蒙舍蛮是泛指，代表的是当时南诏国的各个民族。
宋朝李石的《续博物志》里也记载道：“茶，出银生诸山，采无时。杂椒、姜、桂烹而饮之。”。可以看出，在唐、宋时普洱地区所产之茶还不是现在我们喝的后发酵的普洱黑茶，而是“散收无采造法”之茶，应该是原始的白茶或绿茶。《云南志》成书已是在陆羽《茶经》问世八十三年之后，可见当时普洱地区的茶叶生产制作还是相当落后的。
银生城，是唐代南诏国银生节度区的首府。银生节度又称开南节度，管辖区域相当于现在的西双版纳跟思茅地区。"银生城界诸山”，顾名思义，指的是现在西双版纳跟思茅地区的诸多茶山，也就是清代檀萃跟阮福所说诸山。檀萃(1725年—1801年）在其《滇海虞衡志》中写道“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出普洱所属六茶山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倚帮，四曰莽技，五曰蛮耑，六曰慢撒，周八百里。”。阮福（1801年-1875年）著《普洱茶记》说：“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福来滇，稽之《云南通志》，亦未得其祥，但云产攸乐、革登、倚帮、莽枝、蛮专、蛮撤六茶山。而倚帮、蛮专者味最胜。”。又说：“本朝顺治十六年(1659年)平云南，那酋归附，旋叛伏诛。编隶元江通判，以所属普洱等处六大茶山纳地设普洱府。并分防设思茅同知，驻思茅。思茅离府治一百二十里。所渭普洱茶者，非普洱府界内所产，盖产于府属之思茅厅界也。厅治有茶山六处曰倚帮、曰架布、曰峭崆、曰蛮砖、曰革登、曰易武。”
“普茶”一词最早出现在明代谢肇淛(1567年-1624年)的《滇略》卷三中，书中写到“滇苦无茗，非其地不产也，土人不得采取制造之方，即成而不知烹瀹之节，犹无茗也。昆明之太华，其雷声初动者，色香不下松萝，但揉不匀细耳。点苍感通寺之产过之，值亦不廉。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渝作草气，差胜饮水耳。”。谢肇淛是在万历年间来云南担任右参政的，他认为云南没有好茶，不是因为云南不产茶，而是不懂得制茶的方法。制出茶叶也不懂得如何烹瀹品饮，等于无茶。但当时云南无论有身份的士人，还是没地位的庶民，都饮用普茶。在来自文化繁荣地区的谢肇淛看来，饮普茶，只不过比喝白开水强一点而已。
谢肇淛这个人是很有点意思的。他是福建长乐人，生于钱塘（今浙江杭州），明代博物学家、诗人。入仕后，历游川、陕、两湖、两广、江、浙各地名山大川，博学能诗文，所至皆有吟咏。所著《五杂俎》为明代一部有影响的博物学著作，《太姥山志》亦为其所撰。谢肇淛难得的具有唯物主义观点，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很多人都认为谁要是被雷电击中了就说明他做了坏事，受到了老天爷的报应。而谢肇淛认为雷电击人，不过是被人恰巧遇上而已。通过观察，谢肇淛发现家门前的大树每年春天都要被雷电击中，所以他认为雷电击物或袭人是有规律的，“雷之蛰伏似有定所”。他的观点是，如果说老天爷是有目的地使用雷电击人，那么枯树被雷电所击，难道它也做了什么错事因而遭到报应吗？谢肇淛还严厉地驳斥因果报应的思想，这在当时看来是离经叛道的。他说遇到灾祸就遭灾或者遇到好事而成了好事，这其间并没有什么规律可言。如果非要去找寻其中的缘故，是很无知可笑的。
作为好茶之人，我们在习茶过程中应该牢记谢肇淛的这种求真、求实思想，不要人云亦云，现在很多朋友对某些茶的根本口感已经偏离了，心灵鸡汤的原因。被市场，被大师，被教主，被情怀，被文艺，带偏了。老茶搞拍卖，新茶玩概念，历史靠大师，真没法看了。有人认为我花了多少多少钱，大师们都在喝什么茶，朋友们都在喝什么茶，我就喝什么茶，这样才是最牛的，最高大上的。殊不知，车越好，跑得越快，反而离目的地越远！
“普洱茶”三个字，见于文字的最早记录是在明代方以智（1611年-1671年）所撰《物理小识》中，书中记到：“普洱茶蒸之成团，西番市之。”。那时普洱茶是“蒸之成团”，且销往藏区的。明人王庭相作《严茶议》，说：“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是则山林茶木之叶，而关国家政体之大，经国君子，固不可不以为重而议处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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