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雍正七年（1729年），在云南实行改土归流政策的云贵总督鄂尔泰(改土归流就是把少数民族土司管理的方式改为政府官员管理方式。土司即原民族的首领，流官由朝廷中央委派。改土归流有利于消除土司制度的落后性，同时加强中央政权对西南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统治。)向雍正上奏：“睿鉴事窃服：云南元江府所辖车里、茶山地方，辐员辽阔至二千余里，摆夷、窝泥等狡诈犷悍，反复靡常…请于普洱设知府一员，钤束化导，并管征解钱粮地方诸务。思茅接壤茶山，系车、茶咽喉之地，请将普洱原设通判移驻思茅，职任捕盗，经管思茅、六茶山事务。从前贩茶奸商重债剥民，各山垄断，以致夷民情急操戈。查六茶山产茶每年六、七千驼，即于适中之地设立总店，买卖交易不许客人上山，永可杜绝衅端。”。鄂尔泰所请,当年获准,遂设普洱府,自此官方始垄断六大茶山经营。
清雍正年间，普洱茶做为贡茶开始进贡。官府采办贡茶很严格，讲究“五选八弃”，即选日子、时辰、茶山、茶丛、茶枝。弃无芽、叶大、叶小、芽瘦、芽曲、色淡、食虫、色紫。其后普洱茶名声大振。乾隆时檀萃《滇海虞衡志》里已有“普洱茶名重于天下”之语。道光年阮福所著《普洱茶记》也说“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
清乾隆年间张泓所撰的《滇南新语》中记载当时普茶的形态：“…则有毛尖、芽茶、女儿之号。毛尖即雨前采者，不作团,味淡香如荷,新色嫩绿可爱。芽茶较毛尖壮,采制成团。以二两四两为率。滇人重之。女儿茶亦芽茶之类，取於谷雨后。以一斤至十斤為一团，皆夷女采治，货银以积为奁资，故名。其余粗普叶皆散卖滇中，最粗者熬膏成饼，摹印，备馈遗。”
清代道光年阮福写的《普洱茶记》记载了普洱茶作为贡茶的情况。阮福（1801年-1875年），字赐卿，号喜斋，清仪征人，居扬州。官至甘肃平凉知府，候选郎中。因为擅长考据，所以在他写《普洱茶记》时，首先从文献上对有关记录普洱茶的相关文字进行了梳理，像《云南通志》,李石的《续博物志》,檀萃的《滇海虞衡志》等文献阮福都对其中记录的关于普洱茶的语句进行了归纳整理。并对“贡茶案册”中记载的有关普洱茶进贡宫廷的细节诸如产自何地、采摘时令、制作标准、成品重量、由什么机构办理、进贡哪些茶品及每年所用经费多少都做了明确记录。当下“贡茶案册”多已不存，亏了阮福的记述,否则我们已很难知道那些当日的细节。现在普洱茶复兴崛起,成为脍炙人口的名茶，各种普洱茶著作、文章纷纷面世,让人目不暇接。但是迄今为止,依然没有一篇文章能和阮福的这篇800字小文相媲美。阮福真是普茶之福！
阮福在《普洱茶记》中写道：“每年备贡者，五斤重团茶，三斤重团茶，一斤重团茶，四两重团茶，一两五钱重团茶；又瓶盛芽茶、蕊茶、匣盛茶膏共八色。思茅同知领银承办。”，又说：“于二月间采蕊极细而白，谓之毛尖，已作贡，贡后方许民间贩卖。采而蒸之，揉为团饼。其叶之少放而犹嫩者，名芽茶；采于三四月者，名小满茶；采于六七月者，名谷花茶；大而圆者，名紧团茶；小而圆者，名女儿茶。女儿茶为妇女所采，于雨前得之，即四两重团茶也；其入商贩之手，而外细内粗者，名改造茶。”。大家注意，此时皇帝老子喝的普洱贡茶还是蒸青绿茶跟高等级芽、蕊绿茶与茶膏，非我们今天意义的普洱茶。那么进贡任务完成后,允许民间贩卖的那种“外细内粗”,被称作“改造茶’的又是个什么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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