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21日,旅行到达义务小商品市场,逛到玩具区的时候,准备给上初中的表弟买一架无人机。
他小时候很顽皮,大人饭后闲谈都会说,这孩子没人能受得住。
听的多了,我就也跟着大人一起把目光都放在他的玩世不恭上,我吵他,说怎么有这么一个表弟,他吵着去公园,我说我不会骑车,摔了你,我不负责,他说要玩电脑,我就把电脑设上密码,说不给玩。
现在看来,那时候,玩世不恭的不是表弟,是我自己的冷漠,他的那些要求完全是一个孩子理应的童年。
你看吧,人在一个非议的群体中,会变得同化性,这世界经常外显着冷漠,你反而觉得,这就是常态了。
乘汽车返程的时候,外面的云很轻,浓浓的山上全是异乡人的情绪,家里的亲人都慢慢聚拢,离家1200公里,暑假在外兼职不能回家,这样想想看,发现已经接近半年没有回过家了。
下车的时候,天很暗,下雨前的朦胧。一个人走到商场乱逛,看到喜欢的东西,就说着“哇这个很不错”。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总会一个人自言自语。朋友从重庆发来微信,说其实和周围人没有什么交际,大多都是自己一个人。我回他我也一样的,我们同样才接触这个世界,很少接触人际关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无暇顾及旁人,原则就那么摆在那里:你要过好自己的生活,其他人与你无关。
然后人们就疯狂地互相利用,甚至做出《二十二》的表情包,把一个个苦难角色的老奶奶娱乐化。
你说这世界还有什么可憧憬的。
踏进电影院的时候,我刻意找一个离旁人远一些的角落坐下来,随后两个姑娘坐在我右边,开场前嘻嘻哈哈的,还带着零食。
这是纪录片好吗,又不是喜剧片科幻片。
去卫生间回来的时候,我刻意离她们远一些,故意装作要放书包,隔开两个座位。
灯光变暗,电影开场,没有片头曲,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一部手机发出声响。
韦绍兰被抓进慰安所3个月,好不容易从慰安所逃出来,活了命,却一辈子顶上 “慰安妇” 的头衔。她却很乐观,她说“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出这条命来看”。
日本留学生米田麻衣,一个人帮助十多户慰安妇,就叫着阿婆,她看到王玉阿婆的孤独,逢节便陪伴,去世的时候与阿婆没有相见,镜头转向她的哭泣让每个人都心疼。
她给王玉开阿婆看日本老兵的照片,老人没有生气,也没有哭,反而笑着对她说,“日本人也老了,连胡子都没有了。”无论这个世界曾经带给她们怎样的伤害,她们始终选择坚强并报以善良。
米田麻衣说:“她们心里的伤口很大很深,可是还会对别人很好,就不管我们是日本人还是哪里的人。”
海南民间调查志愿者陈厚志,那是一条长达16年的海南慰安妇调查取证之路,而现在,他也成了那些幸存老人的精神依靠。看到痛苦诉说的老人,他也心疼了,诉讼不涉及的,尽量避开,最重要的,还是找些话题让老人们开心。
摄影师安世鸿,为了引起外界关注这个群体,他花费11年拍摄慰安妇,用自己的相机为他们贡献着力量。他说,我们要去思考她们真正所需要的到底是怎样的帮助,比如减少一些媒体毫无底线的曝光,多一些温馨的、知心的陪伴和探望。
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却有着同一个声音。帮助慰安妇孤独的内心,让她们知道外界关爱的声音。
电影以一场葬礼结尾,春秋交替,痛苦如果不说真的会随之入葬,然后被掩埋,历史被覆盖,被遗忘。
所以特别欣慰有这样一群人主动记录下来,帮助她们得到更多援助的关爱,内心的创伤有那么一些平伏,也就是那么一点点,入土时,也是微笑。
那些志愿者没有人指使,他们的行为都来自于内心的一种声音,我看到了她们的苦难,我要去做一些什么帮助他们。
就是那一点点记录和问候,给目睹的每个人带来力量。
电影过程里,开场吵闹的那两个女生并没有想象中破坏气氛,她们哭泣却尽量压制声音不影响周围观众。
散场后,一个人去吃饭,胃不舒服要接热水,服务员从后台小心翼翼端着还提醒着我小心烫。
我走在路上回头望,灯光下城市里的人们。
其实苦难的纪录片,有很多情绪不是让我们同情人物,而是让我们更好地去生活。这世界没你想的那么遭,在这个社会上,很多人在默默地达成内心的渴望,他们走出去,赞助贫困的孩子,去山里义教,他们给内心痛苦的人一个拥抱,不是在同情什么,只是觉得,他们就在身边,他们的内心与我有关。
如果有一天,我们对别人的关爱,不是基于同情,而是基于内心的习惯性,那便不再是某种情绪冲动,而是每个人胜之不武的品格,我们称作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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