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历史，英文是history,它源自于古希腊的historia，historia的词根有“看”或者“知”的意思，表示我看见、我知道、我了解了，它还包含了“探究”、“查询”的意思，赫拉克利特就称从事historia的人为“探究者”。
希罗多德，这位“历史之父”敏锐地发现了“探究”这层含义，给它的书取名为《historia》，翻译成中文就是《历史》。修昔底德颇受前辈的影响，给他自己的著作也取了一个差不多的名字，后世称之为《修昔底德的历史》，也就是现在人们所熟知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希罗多德的《历史》主要讲述的是希腊和波斯的战争。他在书中进行了一些普遍性的探讨，比如巨大的繁荣是一种危险，不受约束的权力会导致毁灭，神要毁灭一个人，总是会先让他忘乎所以等等。
希罗多德出生于小亚细亚的哈利卡纳苏斯，到过雅典，曾在雅典民众面前表演过自己的作品，非常成功，获得巨大荣誉。是时，修昔底德还是个雅典青年，他应该看过或者听说过希罗多德的表演，他对他很不屑，觉得他太迎合观众了。
在书中，修昔底德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是比之前的任何一场战争都要重大的战争，超过了特洛伊战争，超过了波斯战争，他说从战争一开始，他就觉得这场战争不同一般，就开始撰述这部战争史了。他当然也认为，他的历史超过了希罗多德的历史，他说，我所撰写的著作不是为了迎合人们一时的兴趣，而是要成为千秋万世的瑰宝。
他的写作目的是让后世的研究者从他的书中得到过去的正确知识，借以预知未来。因为他认为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未来虽然不一定是过去的重演，但同过去总是相似的。他提出这一说法的基础是他认为人性是不变的，人性总是人性。他把历史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他是历史学家，当然也是苏格拉底所说的“爱智者”。
今天，关于中国和美国的竞争，评论家们很喜欢说的一个词就是“修昔底德陷阱”。时间穿越了两千四百多年，人们觉得最能够解释中美对抗原因的还是修昔底德在当年提出的关于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争的真正原因，那就是雅典势力的日益增长，由此而引起了拉栖代梦人的恐惧。用现在的说法就是中国势力的日益增长，引起了美国的恐惧，或者可以说成是是老二势力的日益增长，引起了老大的恐惧。
这种性质的争斗本质上是一种权力斗争，这种权力斗争是无法避免的，因为人性，因为人对财富和权力的追求是无穷无尽的，这种贪婪在相互间力量发生转换时必然导致纷争，而且永远都会发生。
习总在一些外交场合说，要跳出大国关系发展中的陷阱，这个陷阱就是指的修昔底德陷阱。
接下来，说说意识形态。雅典是民主制，斯巴达是贵族制。在古风时期，铁器开始出现，农民获得独立，他们开始追求与他们上升的实力相对应的社会权力，于是，社会动荡，不得安宁。在遥远的印度和中国，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形，人类社会面临大转型，最后，这三个地方都摇荡出了灿烂的新文化。
在希腊，各城邦不断探索，先后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变法者，姑且也称之为法家吧，第一位立法家可能是奥诺马克利托，然后有扎琉库斯，加隆达斯，德拉古，毕塔库斯，安德罗达马斯等等。
斯巴达的立法家是莱库古，雅典的立法家是梭伦，梭伦终结了德拉古的立法。如果立法家也有高下之分的话，莱库古和梭伦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不仅立了法，还创建了政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的法家应在他们两人之下了。
斯巴达的政体非常稳定，斯巴达传说是建立于公元前884年，莱库古立法成功假设以他去世的时间算是公元前630年（莱库古立法后，他对斯巴达人说，他要去德尔菲询问神谕，在他回来前，不要改变任何法律，他在获得神谕后，自尽了，再也没能回到斯巴达。）公元前146年，斯巴达所在的亚该亚联盟被罗马打败，斯巴达政体终结，其间，只有Nabis国王尝试过改革，后被外界干扰，没有成功。斯巴达人认为，在人类社会中，战争是永恒的，而和平只是暂时的。因此一个城邦的生活应该围绕着战争这个主题，战争来临时战争，战争结束时准备战争。他们这个想法背后的哲学基础是巴门尼德提出的一个观点，世界的本质是永恒的，是不变的。斯巴达的政体延续了近五百年，它的稳定性可见一斑，因为这样的城邦在面对未来的时候可以更好的从全局出发考虑问题，它的缺点就是城邦的核心很难改变，整个城邦相对来说是封闭的。亚里士多德说，一切好战的民族也好色，而且是无论男色和女色，他说古代的神话家把战胜和爱神配成一对，其用意是非常深的。斯巴达人崇尚勇敢，追求荣誉，非常善战，战争的胜利又为城邦带来巨大财富，财富使后方的女人生活奢靡，放纵的斯巴达妇女又腐化斯巴达的男人，斯巴达的男人战斗力因此而减弱，以战争出发的结局居然是不善战争。
斯巴达人认为，城邦愈趋向于一致最好。他们有共餐制度。他们出生的婴儿会经过严格筛选，男孩从小就要进行非常残酷的训练，靠着训练成为一名追求荣誉的勇敢战士。女孩从七岁起就进行体育锻炼，为了以后生出更强壮的男孩。国家的政治结构主要是三十名长老组成的长老会，拥有最高权力。长老会中包含两位国王，国王在和平时期没有多少实权，战时一位国王出征，一位国王镇守后方，国王只是陆军统帅，如果是海军出征，需另任命一位统帅。设五名检察官，民选，执政并监督国王。设公民大会，只能就长老会和国王提出的议案进行表决，表决不是投票，而是比较呼声的大小。
雅典的立法更趋向于哲学的。雅典人认为立法和政治都只是为了实现人们向往的美好生活的工具。柏拉图认为最好的法治国家也是二流的，因为一流的国家是理想国，理想国不需要法。亚里士多德认为立法必须考虑两点，第一，是否参照了人们心目中完美城邦的标准，第二，它的实际情况是否与立法的宗旨相同。雅典城邦立法的哲学基础是赫拉克利特所认为的，世界的本质是永恒的，是变化的。所以雅典人求变，他们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变更法律是非常必要的，这与斯巴达人完全相反，如果发生了什么情况，斯巴达人首先想到的是他们是否没有完全忠于法律。雅典人追求多元，他们认为城邦愈一致，就愈意味着毁灭。梭伦变法后，又有克里斯丁尼变法，又有伯里克利变法，雅典的民主制在伯里克利时代达到顶峰，伯里克利时代的建筑、雕塑、悲剧、喜剧、哲学、艺术等等都是那个时代最好的，这些都成为了西方文明的基石。
卓越的斯巴达造就了卓越的政治体，卓越的雅典造就了那么多卓越的个体。伯里克利演讲说，雅典的制度是民主制，雅典向全世界开放，雅典是全世界的学校。雅典人宽松自在、独立自主、温文尔雅、多才多艺。雅典人像斯巴达人一样勇敢，他们勇敢无畏地冲入每一片海洋，攻入每一片陆地。雅典人认为幸福是自由的成果，而自由是勇敢的成果。伯里克利还说，我们的强大势力并非没有证据，我们现有的那些巨大的纪念物，不但在当代，而且后世也将对我们表示赞叹。如今，伯里克利口中的那些巨大的纪念物只剩下断壁残垣，是当今人们到雅典旅游的必看景点。
雅典的政治制度简述如下，公民大会拥有最高权力，五百人会议拥有执政权，由十个部落轮流执政，陪审法庭拥有最高司法权。雅典不只是当时全希腊世界的学校，也是后世的学校，西方国家引以为傲的政治制度不就是从这里学来的吗？
雅典的民主被亚里士多德称为是极端民主制。它的合法性是在波斯战争中获得的，以平民为基础的军队赢得了战争，建立了海上帝国。当然，民主制也有它的缺点，关于民主制的缺点，以后有机会再谈。
为什么雅典人选择了民主制，而斯巴达人选择了贵族制？我想这个问题是非常深刻的。这个问题可能与他们的生活方式有关，可能与他们的地理位置有关，可能与他们的生存结构有关，可能与很多因素都有关。基于这个问题，我还在思考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地中海东部的米利都学派和地中海西部的埃利亚学派关于世界本质会有一和多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呢？
还是回到战争，战争的直接原因有三：其一，科基拉事件，雅典帮助拥有第三强大海军的科基拉对抗斯巴达的盟友，即拥有第二强大海军的科林斯。其二，雅典与科林斯在波奥狄亚发生冲突。其三，斯巴达盟友麦加拉工商业发达，海外贸易频繁，雅典禁止麦加拉舰船在雅典帝国各港口停泊，我姑且叫做“贸易战”吧。
这场战争是无法避免的，波斯战争后，雅典一跃成为海上第一强国。
公元前468/467年，雅典再一次大败波斯海军，解除了波斯对雅典的海上威胁。
公元前460年-前454年，远征埃及，几乎全军覆没。
公元前457年，彻底征服埃吉那，且一度控制希腊中部.
公元前440-前439年，全力镇压萨摩斯。
公元前439年，伯里克利统帅舰队，远航黑海，炫耀国威。
公元前439-前437年，在色雷斯海岸附近建立安菲波利斯城。
雅典的扩张根本停不下来，斯巴达及其盟友不得不做出回应了。科林斯人说，当等待只是意味着直接的灾难时，要我们等下去是不可能的。伯里克利说，我们必须清楚地懂得，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于是，雅典与斯巴达开始对决，这是希腊世界最强陆军与最强海军的对决，是封闭与开放的对决，是贵族制与民主制的对决，是政治精神与哲学精神的对决。
战争从公元前431年开始，到公元前404年结束，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被称为“十年战争”，或者被称为以斯巴达的国王命名的“阿奇达姆斯战争”，双方难解难分，后签订五十年的和平条约和同盟条约；第二阶段是雅典派大军远征西西里的战争，雅典全军覆没，这是整场战争的转折点；第三阶段是伊奥尼亚战争，交战重心移到雅典控制的爱琴海，最后，雅典战败，成为了斯巴达的一个附属国。
战争开始的时候，雅典的策略是避免在陆地上与斯巴达正面交锋，而是用其优势海军不断给斯巴达压力，逼其投降，他们认为他们的优势是雅典的富裕，而富裕会让他们在战争中更有力量，从而赢得胜利。斯巴达的策略与雅典正好相反，他们避免在海上与雅典过多交锋，而是用其优势陆军不断侵犯阿提卡区，他们认为雅典人过惯了安逸的生活，面对战争，他们很快就会就犯。斯巴达人认为他们赢得战争的基础是人，而不是钱。他们认为战争中最能保持冷静头脑的人是最安全的；谁头脑发热，谁就会遭殃。他们认为斯巴达人头脑冷静，而雅典人容易头脑发热。另外，他们认为这场战争的正义一方是斯巴达，而不是雅典，雅典人奴役他的盟友，收取高额贡赋，而斯巴达与盟友平等，打败雅典就是解放全希腊，打败雅典的事业与他们的先辈打败波斯的事业一样是正义的事业。雅典与其同盟者有点像是僭主制，斯巴达与其同盟者的关系有点像是贵族制，当时的希腊社会，乐于见到“贵族斯巴达同盟”推翻“僭主雅典帝国”。
斯巴达的谨慎是出了名的，决定是否与雅典开战前，他们派人去德尔菲问神，神谕对古希腊人是非常神圣的，神谕对整个希腊会起到很强的心理暗示作用。斯巴达人得到的神的回答是，如果斯巴达人全力投入战争，胜利是属于斯巴达的。我个人在想，这个神谕说明了什么，我觉得至少有三点：第一，迷狂的女祭司和翻译的男祭司可能被斯巴达人收买了；第二，女祭司和男祭司做出此结论可能是畏于斯巴达人的权势；第三，男祭司是当时时代的高人，他根据当时两方的形势做出了极其正确的预测。
当时的人们满怀热情，尤其是青年，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战争，他们准备战争时是兴奋地。几乎每个城邦和个人都以言辞和行动参与了这场战争，就像修昔底德说的，人们认为谁不想参与其中，整个事业就会在他们那里陷入停顿。
雅典人很不幸，战争的第二年，城邦发生了瘟疫，这场瘟疫持续了几年之久，雅典损失了1/3到1/2的人口。但是雅典人没有屈服，伯里克利鼓励他们说，对于上苍所降临的灾祸要默默地忍受，而对于敌人则要坚决抵抗。可是，伯里克利也在这场瘟疫中去世了，我觉得非常遗憾地是修昔底德在书中没有记述雅典人对伯里克利去世的反应。他的死是雅典无可估量的损失，关注海军就是他的策略，而之后的西西里战争严重背离了他的策略，对雅典来说，这是致命的。雅典是民主制，但是伯里克利太有魅力，民主追随他，他温和、稳健，雅典的民主与伯里克利的个人势力形成了一种完美的平衡，雅典在他的时代取得了最辉煌的成就。他死了，这种伟大的平衡被打破了，后来者，如优秀的尼基阿斯、优秀的克里昂、优秀的亚西比得，毕竟离伯里克利还是太远了。
苏格拉底曾说，以真理的知识写政治文章的人也可以称为“爱智者”，之所以不能称之为“智慧者”，是因为只有神才是“智慧者”。伯里克利之所以取得这么伟大的成就，不只是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最重要的是他在与阿那克萨戈拉的交往中获得了哲学家的气质。
战争的模式几乎固定了下来，每年，斯巴达的国王带兵毁坏雅典的农村，而雅典带着军舰去骚扰斯巴达的海岸。而后，发生了斯法克特里亚岛战役，雅典战胜了斯巴达的陆军，这在希腊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斯巴达求和，雅典拒绝。斯巴达的声誉受到严重影响，似有大厦将倾之势。斯巴达的主战派伯拉西达国王冒着巨大的风险远征雅典在色雷斯的殖民地，获得辉煌胜利，他占领了安菲波利斯这块战略重地。伯拉西达的远征代表了斯巴达人被逼无路，终于鼓起勇气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反击。伯拉西达曾在这次远征中鼓励他的士兵说，你们的勇敢是与生俱来的，你们不会因为对方人数众多而被吓倒，因为你们来自于一个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国度。在这样的邦国中，要掌握政权，除在军事上保持优势以外，别无选择。他这句话让我唏嘘不已，他说出了很多人都不敢说出的真相。
作者修昔底德在当时是以雅典将军的名义驻守塔索斯岛，因援助不利被雅典人流放。
在接下来的战役中，伯拉西达与雅典的主战派克里昂交战，伯拉西达和克里昂纷纷战死。雅典和斯巴达两边的主战派的主要人物死了，于是，主和派占了上风，两方签订了“尼基阿斯合约”，期限五十年。
尼基阿斯被称为是三位最优秀的雅典公民之一，此时，他的战略是推延战争，因为雅典国泰民安，所以最好是尽可能地维持这种繁荣，这会提高雅典人的声誉，而斯巴达人的威信会持续受损，他们处境险恶，为求时来运转，就会冒险犯错误。这本是正确的战略，可是亚西比得为了建功立业，弃邦国利益于不顾，主张与斯巴达交战，在以他为首的主战派的影响下，雅典的战略失控了。
我必须要谈一谈亚西比得这个人，从这时开始到战争结束，他以个人之力影响了战争走向，在雅典、斯巴达、波斯之间纵横捭阖，翻江倒海。他就是波斯战争中的英雄克列伊尼阿的儿子，伯里克利的养子，苏格拉底的学生和情人。苏格拉底被雅典公民判处死刑，其中一条罪状就是败坏青年，这里的青年就包含了亚西比得，当然还包括柏拉图的两个舅舅克里蒂亚斯和查米德斯（他们是战后雅典“三十僭主”的领袖）等。
亚西比得出生高贵，生活奢华，他曾有七辆双轮马车入选奥利匹亚竞技会，赢得了第一名、第二名和第四名，他供养戏剧合唱队，他是雅典的政治明星，全希腊最帅的男人，他血气方刚，行事招摇。他极其好胜，为胜利可不择手段。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朝气蓬勃，如日中天。他的战略目标是征服西西里，然后征服迦太基，然后从海上全面封锁斯巴达，逼斯巴达投降，统一全希腊，建立新的最恢宏的雅典帝国。
亚西比得的眼里没有任何人，除了苏格拉底，他爱苏格拉底。在古希腊，年长的男子会追求年少的青年，年长的爱者用他们的财富、地位、学识去交换少年的美丽的身体，他们的关系是爱者和被爱者，这就是所谓的天上的阿芙洛狄忒。后来，他与苏格拉底分手了，在一次宴会上，他喝得醉醺醺的，人们让他讲爱，他说他不讲爱，他要称赞苏格拉底。他说只有苏格拉底能够让他深感自己的卑微；只要苏格拉底讲话，他就只能掩耳逃跑，直到听不到为止，否则他怕会坐在那里听，一直坐到老。他说，当苏格拉底告诉他该如何处事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必须这样做，然而一离开他，不免又逢迎世俗。他说，他有好几次都想听到苏格拉底已经死了，可是他知道，如果苏格拉底真的死了，他会感到更大的痛苦。他多次创造机会与苏格拉底独处，希望委身于他，都被苏格拉底拒绝了。现在，爱者与被爱者的地位反转了，现在是被爱者来追求爱者了，爱者又老又丑，可是苏格拉底却还说，爱情不是这样的。苏格拉底希望亚西比得能够与他一起攀登爱的天梯，从爱一个人的形体，到爱两个人的形体，到爱所有人的形体，从形体之美到心灵之美，到法律和体制之美，到知识的美，到美本身。
但是亚西比得做不到，他在苏格拉底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不自足，但是他的性格让他做不到，他爱荣誉，爱雅典，他离不开雅典的世俗社会，离不开这个环境，他放弃不了政治。
以前，我会为雅典的战败心痛，现在，我不会了。就像亚西比得的性格让他做不到一样，雅典的性格也是如此，我可以这样认为，亚西比得的性格就是雅典的性格，此时的雅典与亚西比得一样，朝气蓬勃、如日中天。公元前480年，波斯帝国过了温泉关后，雅典放弃整个城邦，全员登船，与波斯在萨拉米斯决战，这是何等的冒险，他们说，人在，城邦就在，可是万一打败了呢，人就全没了。看看雅典人的扩张吧，哪一步不是在冒险？伯里克利说，最大的光荣是从最大的危险中得来的。科林斯人在战争前总结说，雅典人的冒险之举超过了他们的实力，他们的胆量超出了他们的判断，危难之中他们仍能保持自信。对雅典人而言，未能实现的计划就是无可争议的失败。对雅典人而言，和平安宁的生活比之艰苦的攻城拔寨是更大的不幸。一言以蔽之，雅典人的性格就是自己生来就不享受和平安宁的生活，也不让别人过上和平安宁的生活。
雅典人以为他们什么事都能做到，可能的事和不切实际的事，他们都能够做到，不管他们的势力强大也好，不足也好。亚西比得对雅典人说，我们的帝国就是这样赢得的，我们无法确认我们帝国将扩展到哪里为止，但是，既然我们已经处于现在的地位，那我们就一定不能满足于保持我们现有的帝国，而必须制定计划扩展帝国。他说，城邦与其他事物一样，如果长期保持和平状态，她自己就会耗尽自己的力量。
关于雅典的性格，他们的强势作风，我还想举个例子，雅典人逼迫中立国米洛斯投降，他们说，我们知道，强者可以做他们能够做的一切，而弱者只能忍受他们必须忍受的一切。米洛斯人说，你们这样行事，如果你们到了倾危之时，你们会遭到最可怕的报复。雅典人说，如果那一天真的来临，我们也是毫不畏惧的。之后，米洛斯拒绝投降，雅典征服了它，处死了米洛斯的所有男子，把妇女、儿童卖为奴隶。对于战败者来说，太黑暗了。
我们不要忘记，是全体雅典公民投票同意派遣军队去征服西西里的。雅典先前的冒险，让他们走到了今天，他们的性格还会让他们继续走下去。
战争的过程就不说了，我的总结就是，一步错，步步错。
1、 出征规模超过了亚西比得的设想。亚西比得天分极高，他胆大心细，他也没想到雅典人的热情会如此之高。
2、 雅典公民大会任命尼基阿斯、亚西比得、拉马库斯为将军，这三人性格迥异，尼基阿斯是斯巴达人的性格，是守成之君，不适合引领如此冒险的事业，这个事业还是该由亚西比得去执行。
3、 因为赫尔墨斯神像事件，雅典下令招回亚西比得，欲判他死刑，亚西比得叛变雅典，投奔斯巴达。他透漏了雅典的战略，鼓励斯巴达出兵西西里；同时建议斯巴达人在雅典城附近设立狄凯里亚堡垒，从战略上对雅典形成压制。
4、 尼基阿斯到了西西里，没有立即进攻，延误了战机。
5、 初期交战后，雅典占了上风，但已感乏力，此时即可离去，但是雅典又增兵一倍。
6、 斯巴达加入战争，战局已定，应及时撤离。
7、 尼基阿斯感觉坚持不住，竟期望叙拉古崩盘，太痴心了，延误了撤退时机。
8、 尼基阿斯决定撤退，竟然因为月食，推迟了撤离。终于全军覆没。
我个人的思考，雅典在相持时期的策略或许这样更好：第一，出兵色雷斯，重新夺回安菲波利斯。这样，雅典可以获得更多的木材和金钱，木材意味着战舰，而金钱意味着可以为战舰配备人员。因为这是雅典的后背，就像西西里是斯巴达的后背一样，雅典不能放弃他们的后背。第二，继续派海军封锁斯巴达，在沿岸建立据点，骚扰斯巴达乡村，如此可以加剧斯巴达的黑劳士叛逃，这才是斯巴达最担心的。当然，我这是属于书生意气。
在西西里战争中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卡马林那夹在雅典和叙拉古之间，必须选择一个作为朋友的时候，卡马林那人内心更倾向于雅典，因为雅典势力强大，有可能征服西西里，而且他们一直与叙拉古这个西西里岛上最强大的城邦敌对，但是他们更靠近叙拉古，他们担心叙拉古万一取得胜利，秋后算账的话是他们承受不了。最终，他们的决定是，实际上只支持叙拉古人，但是又不怠慢雅典人，对雅典人的说法就是他们将不援助任何一方。今天，格鲁吉亚的精英、乌克兰的精英估计没怎么研究这段历史吧。
雅典在西西里惨败后，面临的压力可以想象。第一，被他压制的盟友将挑战他；第二，之前基本保持中立的西西里地区会加入到反雅典的战争之中，叙拉古跟雅典一样，是民主制，它的性格与雅典一样，行动迅速，冒险进取；第三，斯巴达将立即给雅典更大的军事压力。
继续讲亚西比得。他爱雅典，但是他叛变了雅典。前面说他无法放弃政治，去跟苏格拉底攀爬爱的天梯，但是苏格拉底依然深刻地影响了他，使得他在政治上横向发展，突破了荣誉的束缚，超越了那个时代的政治和荣誉的普遍性。他说，我所热爱的雅典不是迫害我的雅典，而是保障我公民权利的雅典。事实上，我不认为我现在攻击的邦国仍然是我的祖国，我要努力去恢复如今已不再属于我的邦国；真正热爱他的祖国的人，不是那个被非正义地放逐而不攻击它的人，而是那个渴望不顾一切，竭尽全力去恢复它的人。
雅典的战败对整个希腊世界是决定性的、是致命的。雅典再也不可能统一整个希腊，斯巴达虽然有这个能力，但斯巴达的性格让它没有这个野心。希腊没有统一，各自为政的希腊城邦如何抵挡得了马其顿的进攻，又如何抵挡得了统一了的罗马的进攻？它的辉煌的文化也差点永远湮没在历史的波涛之中。
西西里战败后，战线转移到了雅典控制的爱琴海和赫勒斯湾（今天的达达尼尔海峡）附近。米利都叛离雅典，以弗所叛离雅典，开俄斯叛离雅典。雅典动用了伯里克利准备的1000塔兰特的储备金，这个储备金是只有城邦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才能动用的，雅典用这笔钱又造了一只舰队，进驻萨摩斯岛。现在，雅典最重要的一个是雅典城邦，一个就是萨摩斯。按现在的实力进行对比，雅典撑不了多久了。
波斯也加入了进来，大流士二世让提萨佛涅斯和法那巴佐斯两个地区的总督去征收雅典统治下的小亚细亚的城邦的贡赋，波斯人有钱有海军，他们支持斯巴达，波斯人成为了左右战局的决定性力量。此时，斯巴达人不信任亚西比得，准备杀死他，他发觉了，叛逃到提萨佛涅斯一边。于是，他又开始行动了，他首先说服了提萨佛涅斯减少对斯巴达的援助，他说，对波斯最好的是在雅典和斯巴达之间形成一种平衡和制约，如果斯巴达打败了雅典，斯巴达就变成一个陆地和海洋的双重大国，到那时，波斯将必然变成它的目标。然后，他要联系雅典，表示说，只有获取波斯的支持，才有可能打败斯巴达，雅典人也认可这个观点。
波斯减少了对斯巴达的资金支持，也没有派来允诺的舰队，斯巴达人无计可施。我认为斯巴达人反应有点迟钝，实际上，波斯人也不是铁板一块，提萨佛涅斯和法那巴佐斯两个总督是有竞争关系的，他们两人都不希望对方比自己能更好地完成国王交给的任务，斯巴达人可以在这两人之间做些文章的。
雅典在巨大的军事压力下，发生了政变，寡头开始执政，雅典陷入绝境。但是萨摩斯的军人坚持民主，他们投票召回亚西比得，并任命他为将军。亚西比得指挥雅典海军获得阿卑多斯和库济科斯海战的胜利，民主帮助雅典扭转了局势，雅典又恢复了民主，重燃生机。斯巴达两次海战失利后，求和，雅典拒绝。我也不会为了雅典在此时拒绝和平而遗憾，因为雅典人的性格向来如此。
修昔底德的历史在这里就戛然而止了。
之后，雅典又苦苦支撑了六年。公元前407年，波斯王子小居鲁士被派往小亚细亚，主持事务，他坚定地给予斯巴达支持，战争急转直下。同年，亚西比得重回雅典，他被公民大会委以全军总司令，授予绝对权力，他终于重归雅典，而且是以救世主的姿态。可是不久，在一场海战中，雅典小败，雅典民众立即罢免了他。他又逃亡到了波斯。
公元前406年，雅典在阿吉努塞海战中又战胜了斯巴达。再一次，雅典拒绝了斯巴达的和平建议。
公元前404年，雅典战败，斯巴达人为了希腊世界的力量平衡，否决了底比斯、科林斯等城邦提出的彻底摧毁雅典的建议，这个建议与雅典人在米洛斯的做法一样，杀光所有男子、卖掉妇女和儿童。之后，雅典有条件投降，斯巴达在雅典建立了“三十僭主”制度。亚西比得也在这一年被波斯人杀害。
翌年，雅典人推翻“三十僭主”，重建民主制。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雅典民众叛死刑。苏格拉底的朋友来营救他，让他逃跑，苏格拉底拒绝了，他的大意是，如果城邦有错，那就用普遍的正义去说服它，如果你不能说服城邦，那就必须服从它的命令和法律（包括让你去死），以维护它的权威。他认为如果他逃跑，以错还错，就践踏了他自己与城邦（即全体公民）订立的协议和合约，那他就伤害了他最不应该伤害的，包括他自己、他的朋友、他的国家。
苏格拉底所说的协议和合约就是他选择的或者他更爱的一种与斯巴达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一种民主、平等、自由的雅典的生活方式。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悲剧的定义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我想，伯罗奔尼撒战争也可以看做是雅典人和斯巴达人主演的一场关于政治和哲学的悲剧。
2019-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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