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本书，历史是一面镜子，当感到困惑时，照照历史这面镜子也许能看到脸上的污垢。
历史上大抵每逢乱世就会人才涌现，一方面乱世提供了展现才华的平台，另一方面乱世给人们解决问题提供了脚本和动力。在中国历史上，先秦和民国是两个值得回味的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大乱，人们开始思索如何改变那种动乱局面，因此道儒墨法等诸子百家学说思想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冒出。这些学说思想系统地提出，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础。
春秋战国之乱，总体属于周朝系统内的变乱，属于国家治理方面的问题。无论道儒墨法，都尊崇道德，道德是中国文化的根基。
道家认为社会混乱原因就是违背了道法自然的“无为”思想，正所谓“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主张社会应回归自然，不要人为进行教化，而是让民众回归纯朴，通过“虚其心实其腹，弱其智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百姓回归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的宁静祥和环境。
儒家基于现实，主张通过“礼”使每一社会角色都要安于本分，比如君像君、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这样社会就恢复原有秩序了；对于阶级矛盾，主张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意思是富贵的人不要恣意妄为、太过分，贫贱的人也要有志向，要安贫乐道，身居高位、掌握权利的人不能霸道行事、强迫别人屈服于你，即各走各路、互相尊重，社会秩序就不会乱了，“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也是人的一种修养；对于社会责任，强调贤者、君子这样有道义、有思想根基的大写的人要主动发挥作用，引领社会风向，即“君子之徳风，小人之徳草”。为了让人们自觉遵守“礼”的规范，儒家陆续提出了仁义、明德、良知等核心价值追求，主张全国上下通过修身，通过克己复礼，使社会回归大道之行的理想“大同世界”。
墨家在先秦时期影响很大，在百家争鸣时期有“非儒即墨”之称。墨家是实用主义者，认为先秦社会之所以失范，在于人自私自利、人与人不相爱，因此宣扬“兼相爱，交相利”的学说，并视之为济世救世的良方。对于什么是兼爱，墨子说，“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墨家反对儒家“爱有差等”的观点，主张兼爱应不受等级地位、家族地域的限制。此外，还提出了“非攻”、“尚贤”、“节葬”、“节用”等观点，反对侵略战争，推崇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墨家的这些主张，明显有利于纠正儒家维护周礼所形成的时弊，其学说非常受底层群众的欢迎，具有历史进步意义。
法家在春秋、战国时亦称为刑名之学，提倡以法制为核心，以富国强兵为己任， 管仲、子产、李悝、吴起、商鞅等为法家先驱，韩非子是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法家提出以法治国的主张和观念，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就彻底打破了封建贵族的世袭特权，使平民可以通过开垦荒地、获得军功等提升社会地位，从根本上动摇了靠血缘纽带维系的已经固化的封建贵族阶层。
通过道儒墨法的简单介绍，可知道家政治主张，按现在的话来讲，是历史倒退的，不可能在现实中实现，但其阐述的道法自然、为而不恃的道德思想却闪耀着智慧光芒，其复杂问题回归本源的解决思路，更适合于在精神思想领域发挥作用，这种做减法的思维方式与佛学有一点相似之处，因此更适合于“不战而胜”的兵家智慧，适合于人体精神涵养的智慧萌发和养生之道，其理念也创造出了“四两拨千斤”、“以柔克刚”的太极文化。
儒家通过维护旧礼，使社会各阶层安心遵从现有秩序的主张，因不能快速富国强兵，在先秦各国争霸时期不受列国重视，但当一个朝代通过革命步入正轨后，首当其冲的是希望政权稳定，而儒家学说正好可以为其所用，也难怪汉武帝能够做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决定。汉以后各朝各代都不是傻瓜，让谁选择也会选择儒家学说。孔子在世时落魄，死后五百年被推向了“至圣先师”的顶峰，吃了两千年供肉。也正因为如此，在五四运动时，孔子背上了最大黑锅。当然儒家学说最大的魅力不是维护旧秩序，而是其立足现实对人性修养的一整套理论。单从文化角度来看，儒家学说就如何做一个社会需要的“儒”，进行了最系统、最丰满的论述，而且“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继承了传统的道心理论，可谓一脉相承、巍巍壮观。正因为如此，儒家学说成为了中华民族在历史演进中的核心价值观和精神支柱。
墨家的实用主义，在社会变革时期能够存在，但在秦以后长期遵循宗法制度的君主专治阶级社会中，基于人人平等、无差等基础上的兼爱是不受统治阶级待见的。皇帝为天下至尊，君权神受，不可能接受无等级、无差别、无贵贱的思想。当国家集权一统后，在统治阶级主动选择下，墨家学说的影响力就逐渐式微，渐渐消失于历史长河中。
法家思想在先秦时期无疑属于革命思想，推动了历史进步，时至今日也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石。但法家思想有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忽视了人的思想教化。人的一切行为都是思想支配的结果，如果没有从思想这个源头上使人修养、自制，自觉遵纪守法，而是把人作为“物”来对待，用法这张网去进行衡量和刑罚，就容易残民。因此法家的人往往被视为不仁慈，缺乏慈悲心，而从积善修德的角度讲，法家的人大多没有太好下场，商鞅车裂、吴起乱箭射死、韩非毒死、李斯腰斩，岂偶然哉。正因为这一点，在中国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往往采取以德治国为主、依法治国为辅，即“德主刑辅”的理念。
20世纪上半叶，清末民国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人才辈出的时代之一，很值得照照镜子。
民国以新文化运动为标志，也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思想大辩论时期。这一时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长期以煌煌天朝自居的中国，在与西方列强的冲突中全面落败，几乎是每战必败，接着是割地赔款、民不聊生。这一时期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系统内变乱不同，它不属于国家政治治理的范畴，而是系统外力量强势介入后，与系统内力量产生了冲突与碰撞。惨痛的历史教训，使国人意识到自己真的落后了，而经过考察研究反思，国人认识到，我们落后的根本原因是我国没有产生西方的民主与科学。
接下来的问题可能就是，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科学？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是什么？如何建设一个富强民主科学的中国？
“五四思潮”大体是围绕以上问题展开了论战。主要有两派，一是以陈独秀、胡适等领导的新文化派，当然无一例外也是科学派；一是以康有为、张君劢、钱穆、吴宓为首的非主流派，也是尊孔派。
新文化派认为：“一方面，传统文化阻碍了中国现代化，须全盘否定，即所谓‘打倒孔家店’；另一方面，认为引进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就足以解决中国现代化的全部问题，不仅解决政治与经济问题，也解决文化与道德问题，解决人们精神上安身立命的问题”。
对于批孔和“打倒孔家店”，领军人物陈独秀认为，宗法社会之道德，不适合现代生活，因为两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不能不拿下来，必须捶碎、烧去。
尊孔派张君劢主张，以传统中华文明为根基，吸纳西方先进文化，力图以改良而不是革命的方式，把中国建成一个与本民族传统相适配的民主宪政国家。学衡派主将吴宓批评新文化运动，“以一事而攻击宗教道德之全体，以一时形势之末而铲除万古精神之源”实为“诬罔不察之极”。钱穆先生说：“孔子教义是极平常的，人人信奉，人人可做到，只是教人如何做一个人，做一个理想的平常人，这是孔子教义最伟大所在”。“孔子生在中国民族长期历史文化演进之中期，上而集前之大成，下而开后代之新统。后人尊之为‘至圣先师’。‘至圣’指其为中国民族理想人生之最高标准；‘先师’指其为中国民族教育方针之最先启导。孔子提出一个观念，建立一个原则。有观念有原则，我们的生命就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孔子思想及其对于中国民族文化的意义，乃在于为中国人“开辟价值之源，挺立道德主体”。
1923年的科玄论战，是五四运动的继续与深入。科学派试图在人生观这一哲学与道德价值的深层领域，驱逐传统文化与“哲学”。胡适认为，惟有用科学方法，在科学基础上建立的人生观，才是与人有益，与“现代化”、现代社会、现代文明相适应的。科学派也认为，把建立在直觉基础上的传统文化批倒了，“玄学”也就难于成立，人生观也就能立足于科学、理性之上了，而且认为，只有建立了统一的科学人生观，才能说明新文化的彻底建立。而尊孔派的张君劢则坚决反对全盘西化，认为“无论科学如何发达，人生观问题之解决，绝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自身而已。而所谓古今大思想家，即对于此人生观问题，有所贡献者也。”
主席也说过，共产党人起于五四运动，是从批孔起家的，我们决不能走他们前面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拿来教育老百姓时，就落入历史的这种循环，这是不行的。如果共产党也到了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
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已经过去两千多年了，五四运动也已经过去近百年了，每种学说思想的历史作用和意义，以及哪一派观点的正确与否，在照镜子时，也许会使我们这些当代的现代人有了更多思考。历史演进自有其规律，观古之得失有利于修正今世之政策，我们期待有一天能够将脸上的污垢擦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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