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赛张飞
编辑 黄卿云
儒
在翻阅一些介绍“宋明理学”的书籍时，我再一次看到了“新儒学”“新儒学”这个概念，当时就不禁起疑：儒学就是儒学，儒家就是儒家，为什么要加一个新？此“新”在何时？何处？对于儒学和儒家的发展又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宋明“新儒家”
在《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中，冯友兰先生也提到了“新儒家”：“新儒家的主要来源可以追溯到三条思想路线。第一，当然是儒家本身。第二，是佛教，包括以禅宗为中介的道家···第三是道教，道教有一个重要成分是阴阳家的宇宙发生论。新儒家的宇宙发生论主要是与这条思想路线联系着”
援佛入儒，援道入儒
在冯先生看来，新儒家的产生是基于时代背景的。当时的中国经历了南北朝数世纪的分裂，由隋朝统一，不久又被唐朝取代。随着道教复兴和佛教传入、禅宗兴起，人们对形上学、超道德价值、性命之学比较感兴趣。儒家原本的孟子、荀子、董仲舒等人的的学问批注无法满足时代的精神兴趣和需要，于是新儒学应运而生。
佛教的见性成佛，道教的宇宙生成论，分别被韩愈和李翱、周敦颐和邵雍引入儒家，结合孟子的神秘主义倾向，这个“新儒家”的思想体系到了宋朝才明确形成，并在明朝逐渐达到巅峰，就是后来的“理学”和“心学”。
近现代“新儒家”
不仅仅是冯友兰先生，其他学者们对儒家和儒学的理解并没有停滞不前，新文化运动后，中国掀起一场全面向西方学习的浪潮。一些学术大家开始用西方的逻辑体系梳理中国的学问，比如用西方的哲学术语和方法整理中国哲学，著名的有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以及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
于是，一批学者在西化浪潮下，承继“程朱理学”，对儒家又进行了新的解释。 “返宗儒家，融合中西哲学，以建立新儒学”，他们接着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到程、朱、陆、王之间一脉相承的“道统”，重视儒家的人文主义和心性之学。在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引进西方思想加以解释，西学中用，新儒家的三位大师：熊十力先生、梁漱溟先生、马一浮先生，合称“新儒家三圣”。发展到现在，有人整理出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的“新儒家”，在此也就不一一列举了。
熊十力先生
“新儒学”和“新儒家”
那么说到底，这个“新”究竟新在什么地方？在我看来，无论是新儒学也好，新儒家也罢，都不是一个特定的概念，而是一个时代概念，不同时代的学者为了阐述不同的时代难题，对典籍原文作出了不同的时代解释，或者进行重新阐释。所谓“新”，是相对于“旧”提出来的。新儒学是一种思想，在中国历史上，荀子学说相对于之前可以被称为“新儒学”，董仲舒的学问相对于之前可以被称为“新儒学”，二程的思想相对于之前当然也可以被称为“新儒学”。那么我们把研究同一个“新儒学”的志同道合的人归类于同一个“新儒家”又有何不可？这里“新”是一种创新，一个相对的“创新”，是一个学者与学者之间，学派与学派之间不断思辨的必然结果。
这种“新”又引起了我的另一种思考，新儒学的产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需求，旧解释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无法回答当时的问题，无法对政治作出建议。这种“新”是否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无声的改革？更侧重于人们的精神层面的改革？这与近代中国的另一种改革--被坚船利炮打出来的改革有所不同。
再细细想来，如果不是当时国人无法从本土典籍中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基础，无法进步，或许国外的理念，比如马克思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等等，也就不会被国人所倡导和学习。如果我姑且将改革分为思想和行动两个方面，那么就中国历史上比较出名的改革而言，改革中这二者孰先孰后，又或者同时进行？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洋务运动等等，这些变革的成败是否跟思想和行动的进程有关，再发散的想一想，中国历史上“名正言顺”这种行为处事方法是否又是这种改革的延伸？不过这个问题我目前只能暂时搁置，等调查之后再来细说。
最后用宋定国在《国学纵横》中的一句话作为结尾:“要是循名责实的话，今天人们所称道的所谓‘新儒家’以及‘新儒学’，委实应叫‘新新新....儒家’、‘新新新....儒学’才准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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