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艺泓
2016年平安夜，我所在的公益机构“青原色”做了场叫“一个”的公益活动，就是在步行街、大型商场，向人“乞讨”一个，无论你是有一堆的橘子还是几十颗糖，或者许许多多把面条，抑或是各种糕点，我也只取其中一个——一个橘子、一颗糖、一把面条、一个拥抱....第二天，我们寻找这座城市中困难家庭，将这些汇聚了无数人善心和爱心的物品送到他们的手中。这个活动持续了七八年，成了一个小小的传统。
每年都会产生许多的故事，许多的感动。而去年的故事给我留有最为深刻的印象。不仅是在商城收到数百个各不相同的“一个”，而是在送这些物资时遇到的一对中年父子。
同事推荐了这个困难家庭，去之前我只是将其作为平常来想象：单身父亲是清洁工，整天与垃圾相伴，脑瘫儿子什么都做不了，而且又暴力倾向。与之对应的画面是：灯光昏暗屋子漆黑整天不开窗，空气憋闷，带着药味、馊味，腐味的气息，衣服被子鞋子、锅碗瓢盆横七竖八、家人脸上布满阴霾，无望的情绪感染整个空间，以及空间里的每一件物品......
原谅我的先入为主，因为根据我多年参与公益事业，并且无数次入户调研的经验，这种家庭图景几乎成了许多贫民家庭的标配，似乎贫穷苦痛和杂乱污秽的居家环境（当然如果有家的话）是孪生兄弟，极少分离。带着这种经验的预设，我已经自动切换到对那种环境的适应状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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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绝没想到，在进屋的一瞬间就被震撼：一室一厅一厨一卫不大廉租房的屋子里，进门右手边鞋子整齐的放在鞋架上，左手边柜子上放着一个犹如刚刚出厂的崭新的电饭煲，瓷板地面一尘不染，让我们犹豫是否要穿鞋子进入。而一进身窥见左手边不宽的厨房，锅挂在墙上，菜刀、水果刀、锅铲、饭勺、调料盒、油、酱、醋都齐溜溜的放在一个双层架子上，仿佛还没开封，洗净的碗筷和早上吃剩的半碟菜放在灶台上，碗筷在塑料篓子里，剩菜则用罩子罩着防蚊虫，灶台上没有油盐污垢，白亮如新，地上也十分的干燥，不见丁点水渍。视线转移到厅中（卧室），大约十二三个平米，一张床、一个床头柜、一个电视柜、两张凳子，往外是阳台，上面凉着两个人的衣服。床是双人床，被单被褥看上去像是昨天才洗过，被子很工整，床单铺开几乎没有皱，不知道是因为没有在上面趟或坐还是习惯了起身随手捋顺抚平，地板清凉光亮的如同镜子，能反射出人的影子。
如果我没有看到房间里那个身高一米七多，一直在靠窗的位置，握着自己双手，带着憨憨的笑，目光有些游离，稚嫩，来来回回转悠，看见我们又咧嘴嘿嘿一乐的大小伙。我还以为进了一个宾馆的干净套房。干净、整洁、有序，几乎可以用一尘不染形容。无论如何也想不出这是一个有做清洁工的单身王叔带着甚至有暴力倾向的成年儿子住的屋子，因为实在太过于干净，实在不曾闻到一丝的异味，实在超过了我所见过的许多公务员、大学生、企业家、高知分子、艺术家、学者、甚至是有保姆照料的家庭。
他迎我们进门，用很弱的含混的声音一直说着谢谢你们。他面前，我却感觉作为捐赠者这些年一直被打磨到几乎快要消失殆尽的优势视角，那一刻被彻底打碎。还没有真正听过他的故事，我却已经觉得他的空间和他的人一样，比我更会活，活得更清清楚楚，更条条有理，更清清白白，干干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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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了解到，这位个子高高如今略勾着背，说话不太清晰的王叔。他是来自上海的知青，随着父辈迁移到了红色的江西吉安，又被分配到了这座城市的一家当时著名的国企“红声厂”，专门做生产机械的技术工。那时他面容清秀，个子高高，性格开朗，长得一表人才，技能在企业里也是一流，许多本单位和外单位女孩子都希望嫁给他。不过他还是选择了相对普通的一个女孩。很快他们恋爱，结婚，并且怀上了孩子。
二十三年前的医疗技术，尤其是孕检技术远没有当时的计生人流技术发达。虽然去过医院几次检查，然而除了孩子是男女之外，其他一切都没有告知，也没有更科学的数据来显示孩子的未来。
十月怀胎，在幸福的期待中，孩子终于生出来。刚刚出生，是个儿子，没有迎来了喜悦和狂欢，等来的却是被确诊为脑瘫，并且用伴随的一系列高危症状。晴天霹雳降临。医生劝他们不要抢救 ，应该放弃，王叔在沉默中认同了，妻子却信誓旦旦说一定会照顾这个孩子一辈子，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抢救。于是，王叔听了她的话，耗尽了所有家财，终于把孩子抢救过来。然而当初毅然决然的那个女人，没多久竟然突然永远消失了，再也没有在这个孩子和丈夫的世界里出现过。留下的是绝望的丈夫和可能一生无望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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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开始，孩子还有老人照顾，王叔照常上班，日子还算过得去。可是没过几年，家中老人相继去世，企业倒闭，他也下岗，失去了自己的工作，也失去了老人作为依托。在这座远离故乡的城市，他孤身一人带着永远都处于懵懂和长不大的孩子，开始了新的另一重人生。
此后的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他的人生完全和孩子粘着在一块，任何工作都要考虑能否将孩子带在身边，都要考虑是否有足够的空间让他照料孩子的吃、喝、拉、撒，要担心各种反复无常的病痛和症状。所以，他总是在找工作，干工作，失去工作，找零工、打零工之间奔波。
王叔干活时，永远要多一个心眼在家里，因为孩子并非是温顺且呆滞的，相反，他有着暴力的倾向，会随时发怒，将父亲辛辛苦苦，打理好的破坏殆尽，将省吃俭用买的物品摔的稀巴烂，将要阻止他的父亲凶猛的揍上一顿。然而，在这种沉重、暴力、压抑中，他依然默默的收拾着自己一切，穷尽所有的心血让孩子那灵魂和身体里蛰伏的野兽用自己的忍耐和慈爱安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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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他们并没有在现代的高楼上安家。作为曾经效益颇为不错的国企的员工，公司给他分配了一间很小的房子。后来，企业倒闭，王叔下岗，房屋拆迁，拆一补一，但他原来被分配的房间太小，连现在这种单身公寓的面积都没有，本来对一般人来说稍微补点钱就能住进去了。可是，早已买断了工龄，所有身家也投入了给孩子看病，靠着低保和零工为生的他，一无所有，哪怕是几千块钱对他来说也是天文数字。当所有人都住进新房的时候，只有他继续住在破旧的出租房里一筹莫展。
他的老领导和同事，深知这些情况，去找了房地产老板谈，希望能够不收那小额的补差资金，老板知道后，觉得资金不多，情况又特殊，便当着做善事一并免了。但交给他的只是毛坯，装修这些费用得自己想办法。这个时候，同在一座城市，生活上略好的姐姐，实在不忍心弟弟再受苦，于是拿出了自己的三万块钱积蓄，帮忙做了简单的装修，让他住进了新房，让他从老旧的出租房转移到了高楼之上这一厨一卧一卫的属于自己的房子。
前几年，又有一些朋友和公益协会的朋友知道了他的情况，尝试着帮他找工作，找来找去，惟有清洁工在时间和空间上相对自由，做的时间久了又能有社保。于是，王叔就成了一个清洁工。每天凌晨三四点钟出发，整理好装备，开始一天的工作。上午、下午、晚上各出去工作两个多小时。剩下的间隙便为孩子准备饭菜，收拾房子，也看着他不往外跑。
从单位的房子，到出租房，再到新家，虽然一直狭窄逼仄，没有什么家具，也不敢有什么家具。可他一直尽其所能的让仅有的空间干净、整洁、有序，他不厌其烦的收拾收拾收拾，不厌其烦的打扫打扫打扫，不厌其烦的将被孩子破坏的一切清理清理归位。
如今，王叔因着有了自己的房子和工作，外境暂时进入了安稳的状态（孩子的本身状态仍然不稳定）。这座城市的志愿者团队也经常去他的家中，了解困难的同时，也带去一些米面油，虽然不知道日子的出路在哪里，不知道生活会在白发人送黑发人中终结，还是白发人先行中告别，但肯定不会是短暂的。或许看不见出路，但透过这清洁干净的屋子，至少看见了一丝光亮，还有艰困卑微的命运中人性的高贵。
注：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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