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的《兄弟》

余华在《兄弟》出版后所做的一系列访谈中多次强调，这部小说摒弃了作者早期“先锋派”形式主义趣味，有意尝试一种“直接进入现实”的写实主义创作手法[4]。同时，这部小说的语言风格同《许三观卖血记》的纯净不同，在追求真实性时不避讳粗俗和粗鄙。我们后面会对小说风格的现代主义—现实主义张力做进一步考察，在此有必要指出，“李光头”形象虽不是不可以在现实主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框架里分析，但从作品的叙事结构和总体寓意上看，它无疑远远超出——或者说在许多重要方面回避了——写实主义人物的边界、创作法则和必要属性。

说李光头是一个“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形象并不错，但究其所以然，读者会发现，它的感官生动性和可信性、道德情感上的明晰和确定性，以及它所包含的巨大的叙事能量，其实更多地来自这样一个事实：李光头就是《兄弟》故事本身，包括它的叙事结构、道德寓意和感性丰富性。这种作品和主要人物形象上的重合并不是在经典写实主义意义上被结构出来的，而是在一种超出写实主义风格的观念性和历史寓言层面上实现的。如果说《兄弟》是作者为“两个二十年”或一部“四十年”的集体经验历史提供的单纯的形象和故事，那么“李光头”就是这个形象和故事的名字、符号和道德寓意。同于连、拉斯蒂涅、安娜·卡列尼娜这些十九世纪欧洲经典写实主义人物形象相比，李光头形象的造型特点不在于它性格内部的冲突和丰富性，而在于它为囊括四十年历史经验而设计的抽象性、单一性、空洞性和“基本动机”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