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今天，还是写我的父亲。

我出生并居住在内蒙牧区与河套交界的平原地带。这里的人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村子里大部分是外来户，以山东、山西、河南逃难而来为主，像我们家这样的南方人，很是少见。这些外来的汉人，主要是承担村子地里的农活，除了种麦子、高梁、玉米，更多的是为牧场种植人蓄过冬用牧草、萝卜、土豆、大白菜。

离村子远一点地地方，有牧羊点，放牧为生，以蒙族人为主，但也有汉人。他们很少与村子里的人来往，基本是处于独居状态。

打我有记忆开始，我的父亲让我自卑、气馁的地方太多了。父亲身材矮小，在高大威猛北方人面前，显得十分羸弱。父亲皮肤黝黑、满脸皱纹，且大部分时候眉头紧锁、阴着个脸，十分出老，四十岁不足的人，看上去足足象五十多岁，别人喊他老汉汉，就带着几分揶揄。

我家居住在村子里，我父亲、母亲主要靠务农、拿工分养家糊口。我父亲、母亲虽然努力干活，并不偷奸耍滑，但没有干农活的体力和能力，实在无法与他人比，一直被评最低工分。父亲在男劳力组，满分十分，他总是6分，最多7分，只顶一个稍力壮的妇女。在那个比劳力的年代，他肯定是最吃亏的。

母亲在妇女队，她的工分也评得不高，但母亲被推举为记工员，还兼任接生员，有点补贴，在妇女队里，就不算最差。秋天根据工分累计分红，我家应该是连队分红最少的。冬天，每家杀自家喂的一头猪，连队会按家中人口数分羊，各家将猪肉、分到的羊肉，或盐起、或风干，就是一年的荤菜。

分羊是要扣分红钱的，我们家有时并不要那么多羊肉，对外说是：我们女孩子多，吃不了。分煤的时候也不要那么多煤。我们家小一点的，会到连队知识青年那里捡煤渣，以补不足。

我们家在连队里抬不起头的根本是地主成分，还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来历。人家来到这里理直气壮，穷、逃荒。我们家却有说不上原因，南方人、读过书，不明不白的到这里来，怎么不让人猜测、怀疑。

我父亲脾气还不好，他受不了村子里的白眼、闲话，总是硬来硬去地与村子里的人闹别扭。母亲则忍得住，父亲与别人闹了别扭，她三言两语就与人和好了。她为方圆几十里人接生，牧羊点上的人只与她来往，并尊重她。

有一天，我正在村头野地里玩摆家家，小伙伴喊我回连部看热闹。1973年左右，知识青年到了我们村，我们村改名为三连。从此，村子里就新鲜事不断。有时，青年男男女女，将眉毛涂得又黑又粗、脸上、嘴巴均涂红，搭起戏台，晚上唱样板戏。有时又会拨河比赛、有时拉练唱歌，都是些没有见过的花样。现在，又在连部正中心修了一块场地出来，还用油漆划了条条框框，年轻人穿着半衣半裤，抢着一个球跑。我后来才知道那是在打篮球。

最神奇的是，球队里有一个与年轻人格格不入的老头，也在球场上跑。他穿着长衣长褂，如同混入马群中的黑熊。我费了很大力气才认出，那人居然是我的父亲。只见他胸前挂着一个哨子，哨子始终含在口中，他边吹哨子，边打手势，手势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但看得出场上所有人都在听他的哨子、看他的手势。他那么专注，有时在别人争一个球时，他甚至会爬在地上观察着什么。

更稀奇的是，当整个比赛结束时，那些年轻人激动无比，把父亲抬起来，抛向空中，高呼“老汉汉、老汉汉”。我第一次听着这个老汉汉称号，那么顺耳。

我父亲说他是读医士学院时，顺带考了一个国家二级裁判员证。这没有错，我们记起，证书在记得我们家玩具盒中。当天，我们家很兴奋，因为我们第一次感受到父亲带给我们的骄傲。比我小五岁的妹妹也很高兴，她挂着哨子，举着父亲证书，喊着：“我也要当叛徒”！她将裁判念成“叛徒”了。这成为多年来，我们姐妹间戏弄她的最好故事，不管她身居何位、多大年龄。电影里叛徒时常有，而裁判第一次听、第一次真实所见。

其实，我父亲的不寻常，早在我们的生活中显露。我们只是躲在家中时，才能感受到。尤其是我的妹妹出生后，我父亲性格变得柔和了许多。闲下来，他心情好的时候，会给我们讲故事，《三国演义》、《西游记》等等。但我们并不以为然。

这以后，父亲的不寻常被一点点挖出来。

牧场转为国营牧场，牧场所多人转为牧场工人。我的父亲居然是工资最高的工人，53.8元。人们以为听错了，但场部说，没错，父亲的工龄从18岁参军那一天算起。全村人惊得目瞪口呆。

没有过多久，父亲又被请去当新成立的总场中学当老师，教数学、化学、生物。那些有些顽劣的知识青年，在父亲面前也会十分虔诚，让村里的人不再敢小瞧父亲。1977年恢复高考后，学校的师、生有许多同时上考场，而父亲就是他们所有人的老师。

1984年，父亲五十多岁时才正式彻底平反，落实政策回到南方老家，我一直在考大学和上大学的路上，相隔一年，1985年寒假回家，父亲远远走来接我，他理了一个小平头，头发乌黑，神采奕奕，如同青年小伙子，至少比十多年前在牧场时年轻。

父亲后半生，眉、脸越来越安祥、和善，脾气也好得出奇，我常想，如果不是世事作弄，父亲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人，又会有怎样精彩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