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最近劳荣枝落网的事情，有个回答里讲到：
90年代是犯罪高发期。各种凶残奇葩案件层出不穷。
首先是经济转型，造就第一批先富起来的人的同时也有了第一批下岗职工。记得当年我父亲单位就是94年开始发一半工资，95年只有1/3了。
相比古代或近代以及49-80年代的强管制期，人的活动能力空前提高。只要具备一定资金，就可以轻易坐火车汽车来到另一个城市，找一家旅馆住下。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给犯罪逃逸带来如此便利。
相比现在，90年代严重缺乏科技探测手段。破案方法技术水平停留在中古时代，1995年的警察跟1945年的没太大区别。一个案子只要跨了地市，就基本上没法往下查了，除非是公安部来督办。完全无法应对新时代罪犯高机动性的状况。
所以90年代及相近的时代出了白宝山，二王，张君，白银，西南旅馆系列杀人案，车匪路霸等耳熟能详的大案。那个时候，银行押运员是高危职业，每个月都有抢劫运钞车的新闻。虽然没有当年命案破案率的内部数字，但想必应该相当的低。
这近年留意新闻，20年后被抓的杀人犯比比皆是，其犯罪时代一般可追溯到90年代。
然而到了2000年代，计算机技术普及，DNA技术普及，犯罪变得有点难了。到了这两年技术再次提高，人脸识别，瞬间让完美犯罪成为不可能的事了。
所以90年代可以说在中国犯罪，治安史上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时代。任何安然度过那个年代的人，都应该觉得庆幸。
就又想到这个小说。
历史很壮阔，个体很渺小。我们构成了历史，而历史限制了我们。宏伟的车轮滚滚而过，一不留神就会碾到一些人；无论潮水往何处去，总会冲刷到一些人。
历史就是下岗潮，也是严打之下的走投无路，还是某联赛被抵制后体育行业从业者被迫受到的波及。
这篇像有一个从头到尾的观察记录者，不像有些比如游戏场景边缘有偷懒留下的空白，这位观察者很负责任，所以读者眼里这个作者所构筑的世界是格外真实和事无巨细的，这世界被精心刻画了每一寸，直至最末端最边缘，比如大王小王在蒋不凡的故事里留下的痕迹。
可是一切的沉重都只是被轻轻地提及，又赶紧一带而过，像一种不忍的直视。
字里行间非常克制，但不经意间已经让情绪彻底地淹没了读者。
看到知乎有人说这是一部溺水一样的小说，这形容太贴切了。
读得那叫一个胸闷。
李守廉看得通透：
「过去的事儿和现在没关系，吃喝拉撒，新陈代谢，已经变了一个人，要看人的好。」
「自己的日子是自己过的。」
「把自己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人得向前看，老扭头向后看，太累了，犯不上。」
「懦弱的人都这样，其实海豚也有牙。」
「人哪，总得到死那天，才知道这辈子够不够本。」
「就是希望不够分。」
「不能了，来不及了」。
对应着溺水者在最后一刻，仍然对拯救者生出的情愫。
李斐更像是傅东心和李守廉的女儿
庄树只是庄德增一个人的儿子
（两个男人的名字有点意思，守廉的师傅，德增的红卫兵）
李斐跟傅东心很像
庄树某种程度却跟李守廉很像：年轻时有无谓的血性，为朋友两肋插刀；随年岁变沉稳，变成克制的「好人」
男人的成长，是失去力量的过程，或者说，是看到个人力量在世界面前的局限的过程。
然后在世界给定的框架和限定条件内，去小心行走，步步为营。
哪怕如此，依然难免滑落路边，滑进深渊。
也会想到《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烈日灼心》。
只是那些案情最后都没有收拢得这样严丝合缝。
只要你心里的念是真的，是诚的，高山大海都会给你让路。
那些驱赶你的人，容不下你的人，都会受到惩罚。
李守廉和叶文洁类似，在他们的认知里，自己就握有惩罚的权柄。
傅东心则转身，她的人生从不在德增和庄树这里。
Life is else where，又未尝不是一种逃避。
庄树关了的手机没再在小说里打开，但我真的想知道：
李斐会愿意跟他走吗？
如果你能让湖水分开，如果你有这样的力量
如果能回到那一天，那我们依然天真。
《我的团长我的团》里说：一尘不染的事情是没有的，我们都在吸进灰尘。
是谓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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